佛教是哪一年传入中国的？是怎么进入中国的？路径是什么？

发布日期：2024-09-19 20:15

来源类型：金花哥哥 | 作者：吴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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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入华时间

佛教传入我国以来，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法制、民族关系、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历来聚讼纷纭。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为春秋时期之说，大约与孔子同时出世。其依据主要是《列子》中记载，太宰豁问孔子“孰为圣人?”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后人依此断定孔子之时已经知道有佛。

其二，战国时期燕昭王之时说。持此说的为清代学者俞涎，他根据《拾遗记》中记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青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解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及诸天神仙，巧丽特绝。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并依此认为佛教于燕昭王之时已传入我国。

其三，秦朝说。其说始见于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一书，该书记载，秦始皇四年，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携经来化始皇，被始皇查禁。《广弘明集》也有类似的记载，“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人贤者。贵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不稽首谢焉”。因此认为秦始皇之时，佛教就传入中国。

其四，西汉武帝时说。宗炳《明佛论》中有“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一语，“劫烧”乃佛教俗语，其意为佛教所言世界坏灭时所遭受的大火。依此这也说明东方朔对佛教的已经有了比较深入了解，可见佛教传入也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种说法，即汉武帝时张鸯已经了解到了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赛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又依《汉武故事》说，汉武元狩中(公元前122-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

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己。此则佛道流通之渐远也”。魏收并以此来推论汉武之时佛教己传入，此为佛教流通中国之始。随后，后代学者有的也力主此说，如蒋维乔认为“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

其五，西汉末年说。郭沫若、范文斓、剪伯赞等均持此说。其主要依据是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中的一句话，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退北齐魏收的《魏书·释老志》、唐法琳的《辩正论》等也有类似记载，而略有出入。

宗炳《明佛论》也说:“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类似文句，而略有出入。又据《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等，西汉末年佛教又从西域各国传到了我国于闻、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区。

其六，两汉之际说。郭朋在《汉魏晋南北朝佛教》一书中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佛经虽然是确实的，但这只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因其尚未受到朝廷重视，未得到传播，所以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直至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开始在贵族阶层得到传播，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刘英”。

其依据主要是《后汉书·楚王英传》，该文记载，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因此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所以认为把佛教视为“仁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而汉明帝颁诏褒奖刘英正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

方立天等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即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为两汉之际”。第七，东汉初期说。这一说流行甚广，《后汉记》、《高僧传》、《洛阳伽蓝记》、《魏书》、《理惑论》、《冥祥记》等书记载，在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中，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著名。其中《魏书·释老志》记载尤详，记录了汉明帝夜寝南宫感梦之后的求法经过，文曰:

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

惜、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惜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

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倍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

迎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倍之

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

寺。

此说流传既久且广，唐朝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到“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依据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佛教传入我国民间最迟在西汉末年，而官方认可的最迟是东汉明帝时期。

二、佛教入华路径

佛教传入我国的路径，一般认为有三条，即西域的古丝绸之路、南方的海路、西南的陆路的等三条传入路线。

西域的传入路线，即古丝绸之路的路线，这一看法大多学者赞同。如国内的汤用彤，国外的家本善隆、白鸟库吉等等。如汤用彤认为，“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后“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白鸟库吉认为佛教“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的所谓‘局宾·乌弋山离道’。”

该线路又可分为两路，一是南路，二是北路。正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的那样，“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都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上文所说的从中原赴西域的两条道路，也即为佛教传入的两条线路。南道即为从敦煌出发，出玉门关、阳关，再西行至都善(今新疆若羌一带)，沿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行进，过于闻(今新疆和田)，再折向西北方向的莎车，越过葱岭，往西可至大月支、安息(今伊朗)等国，往南可入输宾国(今克什米尔)及天竺境内。

另《后汉书.西域传》又有记载:“自皮山西南经乌楚，涉悬度，历蜀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今叙利亚)。”有学者依此认为还有一条路线，即不经莎车，而在莎车东南的皮山折向西南。

并进一步分析，“从乌弋山离国至条支的道路，由后汉时派往大秦国的甘英勘踏了。这条赴印度的捷径，就是前述的‘蜀宾，乌弋山离道’。玄类是遵循南道回国的，法显、昙无竭(法勇)、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僧也是由南道赴印度的，还有六世纪中叶致力于译经事业的阁那崛多也是遵循南道从键驮罗来到中国的”。阳匕路，是通过天山山脉南麓的，也称天山南路。

北路也由敦煌出发，至玉门关然后再折向北，经伊吾(今哈密)，西行至高昌(今吐鲁番);或从敦煌西进至楼兰国(今罗布淖尔西北)，折向北也到高昌。自高昌西行，经焉夷(今焉誉)、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过葱岭而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康居(今中亚一带)。往西南，可至大月支、局宾等国。

同时还有人认为南北两路兼用，即“从北道的焉誉南下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至于闻的道路，法显通过这条道路。除上述高僧外，后汉时高僧支娄迎谴，三国时的康僧恺、昙柯迎罗和昙谛等，都是遵循南北两道相继来到洛阳译经的。上述赴印陆路的交通要地是于闻、龟兹和葱岭以西的键驮罗三个地方，即所谓蜀宾三国，是赴印求法必经之地”。

南方海路的传入路线。在海上汉王朝已经开辟了与印度交往的线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堪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压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贵黄金，杂增而往。所至国皆察食为祸，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剿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据冯承钧研究，“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国”位于缅甸沿岸勃固附近;“湛离国”是伊洛瓦底江边的海港;“夫甘都卢国”在缅甸之蒲甘;“黄支国”即南印度的古国拔罗婆朝的首都建志补罗，今Conjeveram;“皮宗”是马来半岛的Pisang;“己程不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其线路即为:广东一印度支那半岛一马六甲海峡一马来半岛一印度南部~斯里兰卡。

南方的传入路线，除海路之外，有人主张还有一条陆上通道，这条路以四川为中心，从南部进入四川的通道有滇缅道，是经今缅甸、云南一线入川。四川北部有甘青道，是从益州(今成都)出发，沿泯江北上，到今天青海的格尔木，再往西而到都善国，可继续西进于闻，也走上丝绸之路。

往东出川的通道有褒斜道和金牛道，即所谓的古栈道。有人认为佛教传入我国，通过中南半岛，后传入缅甸，最后传入我国云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