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放到今天也颇有道理

发布日期：2024-09-19 13:21

来源类型：兔子芯儿 | 作者：查理·普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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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剖析病态中国人的伟大之所在

对于中国国民性格中潜藏的劣根性，鲁迅看得十分清晰入骨。

从祥林嫂、阿Q、人血馒头到赵四老爷、赵庄，弃医从文，执笔救国的鲁迅，以犀利的文笔，把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和国民，在深受压迫剥削之后形成的愚昧、无知、麻木、冷血、自私自利的精神及性格特征。

长期为民族呐喊发声的鲁迅，何以用如此恶劣、低等又令人厌弃的词汇来描述中国人呢？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同胞抱有如此恶意呢？

会不会是因为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与底层民众之间天然存在的鸿沟，让他对底层民众产生了误解呢？

对国民做出如此“恶毒难堪”的评价与定性，很让人怀疑鲁迅的骨子里，还存留着古代士大夫阶层鄙视下层劳动人民的心理认知。

事实到底如何呢？

众所周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先生对笔下旧中国底层劳动群众的态度。

表面看，他塑造的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可怜愚昧、低到尘埃里、滑稽可笑、迂腐不知变通、受尽侮辱却无法反抗的可怜老百姓，这些人物群像乍一看会让人以为，在鲁迅眼里，一国同胞竟无丝毫可取之处。

然而实际上，人物形象越是这样荒诞离奇，越能体现出当时中国人的真实状态，以及鲁迅对普通老百姓深入骨髓的悲悯之心。因为，只考虑个人得失的作家，谁会注意到这些身处社会底层，被人任意蹂躏的普通人的命运呢？

一个心怀苍生的人，首先会关注到这些不为人所喜爱的俗常，并以笔为如椽为之呐喊、发声。而戳破脓包让病毒流散出来，进而引发社会关注与民众的自我觉醒，才有可能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所以，与其说鲁迅先生对国民有恶意，不如说是他第一个关注到在水深火热的旧时代中艰难生存，以及精神意识备受摧残的中国普通民众的作家。

而正因为深感民族哀伤与家国灾难深重，所以鲁迅有多厌弃和恶意揣度自己的同胞，就有多希望他们能够嬗变，得到解脱。

在《药》一文中，面对刑场周围麻木的国民看客，鲁迅曾说出了“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的偏激言辞。

在《阿Q正传》中，鲁迅则通过对赵庄、赵庄众生相、阿Q、小D、赵四老爷等描述，精辟地总结出已经被挤压变形的中国人，骨子里潜藏着的：

· 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伪装道德

· 自尊自大的同时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能忍辱屈从

· 狭隘保守又盲目不辨是非，排斥异端又向往新社会性革命

· 憎恶权势地位又乐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

· 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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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病态特征与人格表现，并非鲁迅的文学强加或恶意夸张，而是长久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榨取和压迫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环境之下的中国人。

从肉体到灵魂，从认知到意识形态，从底层民众、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到民族资产者以上等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与生存实况。

清晰而准确地观察到了这种状态的鲁迅，将其种种付诸笔端，写成小说，期望以此方式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反思。

显然，想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社会性目标，一介书生文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要起到警醒世人，振聋发聩非荒诞入骨，不能达到目的。

鞭辟入里，方能发人深省；精确描绘甚至极端夸张，才能使当时民众以及逐渐崛起的民族知识分子对此情形有所自省、警醒从而奋起自救。

时代需要一面镜子和旁观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时代、民众等方方面的状态加以观察、提炼、放大、呈现，从而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惊觉正在走向歧途或深渊的趋势，也才能真正行动起来加以自救。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所谓觉醒，既来自内部崩裂也来自外部呼唤，然而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内外皆有的民族存亡意识，以及仁者的仁爱之心。

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将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先生会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发出“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声音与论断了。

一如前文所述，正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让弃医从文，力图以文艺创作，从精神意识上唤醒民众的鲁迅先生，不惜以最黑暗的恶意，最大的鄙夷去呈现当时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种种病态。

显然，立国救亡与立人，进而促其成为人这两方面，鲁迅先生的认识是非常深刻而有远见的：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下，与他一样忧心于家国前途、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并不占多数。

力量悬殊之下，如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无法改变物质世界的任何秩序，更无从发动麻木愚昧已久而不知反抗的普通民众。因此，与其空喊爱国救亡口号，寄望于毫无希望，不如先从意识形态上唤醒大众，让他们体会和感知到自身作为“人”的权利，更为重要和实际。

由此，“立人”、“树人”就成为鲁迅文艺创作的核心与宗旨（鲁迅的笔名之一，就是周树人）。鲁迅早期文艺救国思想的主要内涵，就是倡导说文学讲真话，倡导反抗的文学与个性主义的文学，其核心思想就是启蒙民众。

当鲁迅以笔为刀，开始医治国人的征程时，四万万中国人依然深处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而我们不禁要问：民众何其无辜，要遭受如此惨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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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脱离历史背景去分析民众病态的形成，是极为不客观的。

彼时的中国，谓之水深火热、民族存亡岌岌可危也不为过。普通中国人的境遇，连一条狗都不如（参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普通底层中国人到底在承受着何种虐待呢？

一方面，封建主义余毒未除，仍在继续残害与荼毒着底层贫苦大众的心智。另一方面，新兴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太过薄弱，且始终站在普通大众的对立面，靠剥削与压榨城市劳动力为利润来源。

虽然也忧心于当时中国以及民族兴亡，却始终囿于自身天然的软弱与妥协性，而无法彻底反抗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势力。

除此之外，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不断以割地、赔款、贸易顺差等方式，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并把中国当成本国商品的倾销地，大量赚取中国的白银。

而毫无节制的商品倾销，又严重摧毁和打击了中国的小农经济以及衰微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和利益，引发了民族资产阶级阶层的严重不满，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矛盾。

但无奈国家衰亡，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不足以撼动帝国主义大山，只能在各帝国主义倾销缝隙中一边疯狂挤占工人合法利益，拼命提高自身利润率，一边将商品低价倾销至农村，让农村自然经济如农产品等遭受严重冲击。

农民为了活命换钱，不得不压低土地农产品价格，以应对汹涌而来的商品价格竞争。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反映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忍痛亏本粜米，却在丰年遭到比往年更低米价的悲惨厄运。

小说鲜明而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旧中国农村急剧破产的现实，也预示了处于社会最底层农民，在备受压榨的历史境遇下必将走上反抗的道路。

在今天广为熟知的“人血馒头”情节寓意的背后，是大众通过《药》这一小说，窥探到的中国民族自救历史上最为悲壮而无助的一幕：辛亥革命失败后，参与革命的革命者被悉数处死。

不得不说，倡导精神救国，以小说启蒙民众的鲁迅，颇为务实，也极有远见。

显然，当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其国民不仅在生存生活上备受压榨与煎熬，在精神意识上也一败涂地：既失去传统承继与滋养，又倍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冲击与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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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上衰微为社会最底层，精神意识上也失去了行事准则变得滑稽可笑。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大家的精神状况与认知能力，就变得非常诡异。

这些诡异与滑稽、愚昧与无知被鲁迅以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撰写，呈现了出来。

“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也以此伟大之举，成为唤醒旧中国民众觉醒的第一人。

- The End -

作者 | 汤米

编辑 | 一粒米

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参考资料：[1] Tost H, Kolachana B, Hakimi S, Lemaitre H, Verchinski BA, Mattay VS, et al. A common allele in the oxytocin receptor gene (OXTR) impacts prosocial temperament and human hypothalamic-limbic struc- ture and func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0; 107(31):13936–41.

[2]Winnicott, D. W. (1953).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 A study of the first not-me possess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4,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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