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公知：我们受美国培养，奉命毁掉国家，让穷人不得翻身

发布日期：2024-09-19 19:21

来源类型：东南网 | 作者：阿卓艾·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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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阿连德出生在智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这个只是中产的家庭，却有着显赫的过往。阿连德的曾祖父从19世纪开始就参加了智利的独立战争；祖父阿连德·帕丁是一个医生，也是国会议员，十分同情弱势群体，建立了智利第一所公立学校、圣地亚哥第一个产科医院，一生行医济世。阿连德的父亲倒是没有祖辈那么显赫的成就，只是一个律师，但是因为祖上的传统和熏染，经常为穷人无偿辩护。

因为兄长和姐姐早亡，排行老三的阿连德成了家中长子，深受父亲的宠爱，去哪里都把这个长相清秀可爱、像一个羞涩女孩儿的阿连德带在身边。少时阿连德的梦想是“做一个高乔人，在草原上像风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阿连德的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年奔波在智利各地。一直跟着父亲的阿连德，也因此在智利的很多地方都生活过。父亲为穷人的辩护，让阿连德接触到了智利底层穷人的悲惨生活。小阿连德也逐渐产生了改变社会不合理现状的想法。

阿连德的父亲有一个朋友，叫做胡安·德马尔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直以来致力于保护当地工人和贫苦百姓的利益。小阿连德放学后，经常到德马尔契家里面做客，两个人一起下棋，听德马尔契谈论时事。渐渐的，两个人成了忘年之交。受其影响，阿连德开始阅读德国哲学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著作，也慢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当时的智利由独裁军政府把持着政权，独裁者伊瓦涅斯有着一个称呼——“拉丁美洲的墨索里尼”。在位期间，不断地向美国资本妥协，压榨底层工人的剩余价值。阿连德的父亲，出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极其厌恶独裁统治，写了一首14行诗，表面是赞扬独裁政府，实则包含了深深的讽刺。有意思的是，独裁者完全没有看懂其中的讽刺，还令全国报纸刊登，酿成笑料。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全球，深受美国资本控制的智利也很快受到了波及。为了转嫁危机，美国开始施行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自己的拉美后花园里疯狂榨取剩余价值。民不聊生的智利危机四起，抗议游行不断。

此时的阿连德，已经结束了在军队的服役。正在智利大学医学系开始着他的大学时光。看着智利人民的惨状，再也忍不住的阿连德，决定开始实现自己的少时想法。1931年，阿连德领导学生罢课，被独裁政府被捕。1932年再次因为政治游行被捕入狱。在这期间，他的父亲病危了。

出狱后的阿连德，在父亲坟前发誓：一生要为了智利的自由而战，为了穷苦人的解放而战。1933年，25岁的阿连德参与创建了智利社会党，1939年，31岁阿连德开始担任政府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他竭力游说议会通过工人安全法，建立起妇女保护体系，颁布了学校免费午餐制度，并创立了智利国家卫生局。

1945年5月15日，阿连德开始了新一届参议员任期。此后，阿连德一共当了25年参议员，直至他出任智利总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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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一翻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利，让杜鲁门意识到：不能只关注欧洲国家的重建，还要参与发展中地区的事务，从而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

一开始，美国对于发展地区的援助主要针对军事援助项目，只有一小部分是非军事项目。这一小部分所谓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计划，被认为是对军事援助计划的补充。而此时的发展中地区，普遍兴起了对发达国家的抗议运动，美国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发展不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日益不满，可能会让他们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为了改善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美国需要向这些地区传播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但是美国的对外知识和技术援助，可不是说直接给你先进的工业知识技术，这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援助的是听美国话、实现美国利益的技术。

这样的技术，得需要人来学习，不能让美国人直接过去干，不仅成功率低，而且不一定能得到信任。既然要培训人，那就得有相关的培训机构。美国人选来选去，发现最适合推销这项“技术”的培训平台，就是大学，最适合的培训对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核心大学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不仅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好忽悠，而且生源质量也比较好，培训起来也比较轻松。

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官方援助机构与私人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合作，在选定的美国大学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大学之间推动奖学金项目，以培养有秩序地实施本国美国化工程的领导干部。

智利作为重要的资源大国，一直是美国资本控制的重要国家。其国内共产主义的兴起，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注意。1948年，在美国政府和美资铜矿公司的压力下，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制定了《保卫民主法》，宣布智利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断交。

阿连德强烈谴责了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的做法，将其斥之为“智利的麦卡锡主义”。1952年，阿连德开始参加总统选举，得票率不高，只拿到了6%的选票。但是其支持率和影响力开始不断增加。同时，再次当选智利总统的伊瓦涅斯，却废除了美国和魏地拉炮制的禁止共产党的法律，得到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支持。 这种变化，让美国有些不自在，开始抓紧推动“智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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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一天，两名美国人来到了智利。他们的目的是找到一家智利的大学，让这家大学的学生能够在得到补贴的情况下，前往美国留学。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

这两个美国人，一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一个是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两个人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推动者——CIA。而之所以选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教授——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极力倡导自由主义。

他认为1929年经济危机的原因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提倡滴捐效应：认为资本家的钱要不断增加，有钱的资本家总会漏出来一些给人民，因此人民也会有钱，从而过上富足的生活。他还认为毒品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合法化，政府的打击造成了毒品的稀缺 ……

他的思想，一出世就得到了资本家的追捧，世界富豪们无不将其的观点奉为圭臬，感慨终于有一个体会资本家良苦用心的大专家了。就这么一个人极力鼓吹自由经济的人，从1946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然后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将芝大经济系形塑成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

舒尔茨二人来到智利，带来的条件看起来也十分优厚：奖学金、津贴补助、一流的教学条件……舒尔茨二人以为，如此优渥的条件，那就必须找到最好的生源、跟最好的大学合作。他们先是找到了当时智利最好的大学——智利大学。刚开始一开口，就被这个大学的校长冷冷地拒绝了：如果我们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学生到哪所大学接受教育，我们宁可不接受你们的优惠。无论两人如何努力，都无法打动这位校长。

无奈之下，他们又来到了一所名气稍差、却更加保守的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这所大学当时连经济系都没有。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一听，这么好的条件，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何乐而不为。于是两方一拍即合。

1956年，在CIA的全面推动下，两个大学正式签署协议，一批又一批的智利学生开始前往芝加哥大学学习。每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会有大约40—50名来自拉美的留学生，占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麻省理工，拉美留学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经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教室里、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到底错在哪里。

芝加哥大学害怕这些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给了特殊照顾。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生怕这些学生学不会，把学习的教室安排在离自己办公室最近的地方，在智利学生感到学习压力大的时候主动进行探讨交流，还对学生家属的困难进行帮助，邀请他们参加家庭聚会，给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些智利学生，不仅接纳了自由经济的理论，还顺便完成了“思想改造”，励志“改造祖国”。

经过芝加哥大学的悉心栽培，数年时间之后，美国帮助智利培养了近100个金光闪闪的经济学家，他们高度信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智利如果搞国有化最终必然害国害民。当这批学生学成归国之后，他们中有一批人回到智利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13名教师中，12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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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芝加哥小子回国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忽悠征程：极力反对智利国有化，要求不要给穷人补贴，降低税收，宣称富人有了钱，就会给老百姓分钱……当然，当时没有人听他们的唧唧歪歪。反而，民间对于阿连德的支持率却不断提高。

1962年，阿连德的得票率到了39%，对手弗雷则以56.1%当选总统。但是这种差距，是在美国的强烈干预下出现的。当时的美国资本控制了智利大量的媒体公司，直接为弗雷的竞选活动资助了300万美元，为弗雷大造声势。中情局还直接利用宣传工具，开展了诋毁阿连德的宣传活动。

1970年，在6个左翼党派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的支持下，参与竞选28年的阿连德终于当选了智利总统。一上台，阿连德就开始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上调最低工资、控制房租上涨、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极大了改善了智利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

阿连德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一系列的国有化改革措施，特别是将铜矿收归国有。智利铜矿资源丰富，储量全球第一，铜矿出口是智利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这些铜矿把持在国内资本家和美国人手里面，42年来，用3000万美元攫取了40亿美金的高额利润，但是工人工资、税收却完全得不到保障。

不仅如此，阿连德还不断没收地主的土地搞土改、打击垄断行业。到1971年底，智利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12%，GDP增加了8.5%，失业率下降了4%，成果显著。但是阿连德的改革，极大地破坏了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开始出资煽动反对派叛乱，还鼓动美国政府出兵武装干涉智利内政。

美国也不能任由智利就这么改革下去。于是美国祭出了三板斧：首先资助智利公知、媒体和反对派，让他们在国内制造矛盾；然后在国际上抛售铜矿，打压铜价；再切断世界银行对智利的贷款。

美国的一顿操作下来，智利经济开始陷入紧张。在国内外的重压之下，阿连德疲于应付，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到了1973年8月，智利物价指数上升到303%，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财政赤字率高达55.1%，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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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2年底，智利的反对派就组织了多起骚乱，但是医生出身的阿连德，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智利军队是忠诚的，一直有着和平过渡的愿望。

从1956年开始，美国为了培养芝加哥男孩儿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资助智利国内公知和反对派，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资助国内的媒体开展反宣活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阿连德的改革政策，又让美国损失了大量的金钱……美国人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损失不顾，让阿连德用和平的方式把智利带向社会主义，从而在自己的后花园里再插上一把刀子吗？

一定不会，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推翻阿连德，只不过对是使用和平演变、还是武装政变的方式有一些分歧而已。

1973年3月，智利组织国会选举，将对一半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进行重选。美国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通过自己之前的经济封锁、打压和干扰，通过对反对派的扶持和资助，通过对阿连德的丑恶宣传，这次的国会选举，将能够让智利反对派获得多数席位，进而弹劾阿连德。

可是结果出乎美国人的意料，阿连德团体的支持率甚至比总统大选时还要高。这让美国人出奇愤怒了，美国政府内部迅速统一了意见，决定用武装政变的方式推翻阿连德。

1973年3月14日，美国中情局智利情报站，向中情局总部建议通过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他们建议尽可能多地吸引智利军人参与接管阿连德政府的行动，并考查智利武装集团推翻阿连德的决心。

1973年6月，智利第二装甲团发动军事政变。这次政变很快就被智利军队总司令普拉茨出面平息了。这一事件，不仅使普拉茨获得了阿连德的信任，也让阿连德更加信任智利的军队。但是，普拉茨成为了反对派的眼中钉，他们不断造谣不利言论。公知们更是全面开火，普拉茨迫于压力，宣布辞职，皮诺切特被任命为总司令。

这位皮诺切特在就职的时候，向阿连德宣誓：总统先生，我已准备好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您所代表的宪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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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的局势不断地紧张。这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提醒阿连德：一个民主政权要得到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我要提醒你，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非常容易出现军事政变。

医生出身的阿连德，没有过武装斗争的经验，他认为选票比枪杆子更有用。此时他能够指挥的军队仅有不到百人的总统卫队。

阿连德希望利用公决扭转不利局势，于是向全国宣布，将在9月11日举行全民公决。然而，阿连德的公决打算，扭转的只有政变的时间。原本准备发动政变的军官把时间定在9月14日，因为公决，把时间提前了3天。

（根据芝加哥男儿的老师，弗里德曼后来的回忆，在皮诺切特政变之前，“芝加哥男孩儿”们就已经参与了密谋。）

1973年9月11日凌晨，在智利军队总司令皮诺切特的统一指挥部署之下，智利海军陆战队、空军和警察部队以执行“武器控制法”为由，迅速控制了智利局势，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一切支持阿连德的媒体和通讯。

政变着要求阿连德立即退位，可以乘坐他们准备好的飞机离开。叛乱者看阿连德不为所动，便用家人威胁他。阿连德的女儿告知他，自己及家人遭到政变军队的绑架，并威胁如果他抵抗到底，家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但阿连德毫不迟疑地告诉女儿，他将命令叛军杀死其家人，因为如果这样至少说明叛军依然是服从阿连德命令的。

阿连德回答：智利总统绝不投降，我会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阿连德带着卫队，拿起了卡斯特罗送给他的AK-47，在总统府战死殉国。

智利民选的阿连德政府终于被推翻了。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开始了对左翼人士的大规模屠杀清洗，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整个智利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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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第二天，“芝加哥男孩儿”就做好了经济改革计划书，随后就摆到了皮诺切特的办公桌上：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投机的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10%的政府开支.......被美国扶植的皮诺切特几乎通盘接受了芝加哥男孩的意见，开始在智利进行全盘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

经济奇迹出现了吗？

皮诺切特执政之后，通货膨胀率继续攀升，到了1974年达到375%，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最高的通货膨胀率。197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哈伯格飞到圣地亚哥，皮诺切特犹豫地问这位自由主义的大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大师斩钉截铁地说，你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改得不够快，不够彻底！

1975年，“芝加哥男孩儿”们将公共支出进一步削减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经降至只有阿连德总统时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医疗保险和公共养老金都被私有化。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实行的头一年，智利的国民经济总值下降了15%，失业率从阿连德时代的3%飙升至20%。

皮诺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变换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当时，智利经济仍然处于高通胀、高失业的困境，而且，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智利积累了巨额外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皮诺切特用了当年阿连德的招数：他将很多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智利经济之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崩溃是因为皮诺切特留了一手，尽管他将很多企业都私有化了，但却留下了智利的国有铜业公司Codelco。这一家公司就贡献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那“芝加哥男孩儿”做到了什么？

弗里德曼的学生弗兰克，目睹了“芝加哥男孩儿”给智利经济带来的痛苦，写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开信，里面就写到：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家里买不起牛奶，孩子们饿着肚子到学校，学校里也没有牛奶，因为这项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晕倒在学校，还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学了。

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最富裕的10%人口所得却增加了83%（这或许就是举世闻名的“智利经济奇迹”的实质吧），1990年智利的基尼系数达到了57.2之高，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外国产品潮水般涌来，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

“芝加哥男孩儿”致力于的教育市场化，让智利读大学的花费十分高昂，毕业生的巨额债务占到了他们毕业15年后收入的18%，辍学率高达50%，精英阶层的孩子们跳过考试占据了大部分大学的入门券。教育改善不平等的愿景破灭了，如今智利处于极端不平等之中：90%的智利人享有的国民收入不到总量一半。富人依靠漂浮在天空搭载监控摄像头的巨大氦气球获取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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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26日，智利莫内达宫门前立起了一尊阿连德的塑像，总统亲自为雕像揭幕，他的铜像静静地立在那里，肃穆地注视着对面的总统府，注视着那个他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地方。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90%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新奥尔良成了人间地狱，到处充斥着抢劫、强奸、纵火等罪恶。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尸，还有缺粮缺水、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说，“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又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休克疗法”的绝佳机会，彻底地改革当地的教育体制，废除公立学校，实行教育券制度，一切交给私人企业家！

2019年，智利地铁涨价30比索（约3毛钱）。仅仅3毛钱，就引发了大规模社会骚乱。这背后是智利老百姓的辛酸，是社会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也是历届政府忽视民情酿成的苦果……

参考资料：

寂沧海：智利 | 1973年的另一场“9·11”：美国人支持下的血腥军事政变

毒蛇的南瓜：那个拿着AK-47战死的总统

坏土豆：公知是怎么摧毁一个国家的

魏宁：20世纪下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对智利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经济观察报：“人造稀缺”：不平等如何伤害经济的韧性

李仁方：智利抗议的“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

Shin Yasui：How was the Market Economy Implante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s of Chile and Indonesia

Orlando Letelier：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Economic Freedoms Awfull Toll

Ana Truesdale：The Chicago Boys — How They Bec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