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简介

发布日期：2024-09-19 24:15

来源类型：中国网直播 | 作者：窦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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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逝世前，讲出西安事变的秘密，蒋介石曾让他一生保密。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永远都是历史书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平经历，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变迁与发展。

有一类历史人物，因他们的出现，历史发生了改变，所以人们难以忘怀；又因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按常理出牌”，导致评价不一。书写历史绕不开他们，绕开了，许多历史说不清；研究他们，难以走近，又唯有走近。

　　写张学良没有不想走近张学良的，可张学良的人生如同万花筒，人生大起大落，所行多系大是大非，而在人们眼里，是非又多模棱两可、正误难辨，主要因为他身上的颜色太杂，可谓“色色俱全。有蓝色，他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有红色，他说‘我就是共产党’；有褐色，他崇拜过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有粉色，‘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面对这样一位历史复杂、色彩纷呈的人物，如何才能走近？怎样才能算走近？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必须找到他的人生底色，唯有找准他的人生底色，方可走近。”什么是他的人生底色？作者开门见山：“思想是他的人生底色。”“张学良是个传奇人物，使他成为传奇的首先是他的思想，搞清了他思想的来龙去脉，再看他身上的五彩缤纷，也就不难理解他自己说‘他是个怪人’，究竟‘怪’在哪里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大胆地挑战了一般传记的传统写法，既没有依时记事，也没有择“色”分描，而是独辟蹊径，把研究视角集中在“他用一生搭建的思想舞台”上。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他的思想、个性，带有鲜明的双重色彩。“有时他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有时他钻进了传统的象牙塔，拉都拉不回来。严格说来，张学良既是历史传统的传承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样，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两种偏执者的反对。”

　　同情的理解是历史学本质决定的，不是因为张学良为民族作出了贡献，却遭到幽禁5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而需要同情。正如近代学人陈寅恪所说，研究历史人物，“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当然，“同情的理解”，强调的不是张学良说什么就信什么，做什么就赞同什么，而是与之“同行”，了解他当时何以那样思那样行，避免的是“空间错位”带来的误读。

　　“同情”是为了缩短史家和研究对象的时空距离。离开了对张学良所处时代的了解和处境的同情，就不会有主动地走近，不走近就得不到历史的真实，离开真实，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就是一句空话。同情的理解只是走近历史人物的进路之一，而走进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必由之路。试想，如果我们离开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主题，还怎么理解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离开了对杰出人物的同情和理解，还怎样去认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呢？

　　走进传主所生活的群体，对张学良整个人生做系统考察。

　　“任何人都生活在由群体构成的生态圈之内，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不了解东北人、东北军乃至当时中国人的所思所盼，就无法读懂张学良。”忽略了东北人恨日情绪和东北集团内部“老派”“士官派”对张学良的影响和掣肘，很难说清楚他在东北易帜问题上的“草率”；听不到东北军“少壮派”和西北军民的“杀蒋”呼声，很难理解他只身送蒋的“鲁莽”。作者的研究脉络并不局限于张学良个人，而是把他置身于所在群体之中，置身于民国政治漩涡之内，置身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时空之中去做多角度考察。

　　研究张学良，不仅要研究他身边的一群人，还要把他的重大言行作为一生的组成部分做整体考量。“历史的真实是由具体的真实链环构成的复杂链条，而这个链条是不可割裂的，单独拿出任何一环，极易陷入众盲摸象的误区。只看局部，象的腿若柱子腹如鼓，并不为错，可用之以言象之整体，得出的必然是以偏概全，甚至是颠倒是非”。如果只截取“九一八”一段历史，不与后来的“双十二”联系起来，他就是个“孬种”；如果只看他临潼捉蒋，隐去此前的劝谏、苦谏、哭谏环节，隐去他晚年的“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一样那么做”，自然可以说他是“逞一时之勇”。但他的传奇并非仅凭勇气。“采用‘重点截取’法确实较为简便，不过，这样做极有可能陷入历史片面论的窠臼。”所以作者要求自己：“每写一事，要从清朝的奉天府放眼到美国的夏威夷。”

　　走进张学良的内心世界，理性分析张学良所说的话。

　　人的内心世界属于私密空间，探知尤难。为此，作者不仅阅读了各种版本的张氏传记、文电集、日记，还广泛搜集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回忆、书信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张学良口述的重视。张学良看写他的书时常常说：“他又不是我，他怎么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幸好，张学良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口述资料，作者参加了存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145盘口述录音的整理，这种得天独厚的学术经历为此文增色不少。

　　运用传主口述探索传主内心世界是本书的亮点。“口述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谈他自己的心理活动，不管其他史料如何记载，都属间接材料，只有他自己说，才是第一手。”大量口述史料的入书，澄清了诸多迷雾。如他何以放弃“东北王”不做，甘心向南京政府“俯首称臣”？日本和他有杀父之仇，执政之后为何打苏联？他谈“九一八”时为什么说“怎么不想打，打了会更糟”……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人生，有怎样的人生也就有怎样的思想。”张学良的思想曲折、复杂，甚至混乱，任何研究只能研究其一部分，史家的选择最见功夫。作者专以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之形成与演变为研究对象，进而得出结论：“他的思想人生如同一条不靠岸的船，在以中西文化为两岸的风口浪尖上漂泊、挣扎，因不被时人理解而孤独，又因‘毁誉由人’‘但求无愧我心’而享受孤独。”这样写，既突出了人生的思想性及解读人物的方法论意识，又恰当地概括了最能反映张学良人生本质的思想特征。

张学良，一个曾经肩负着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重任，他在国家危难之际，勇于挺身而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而蒋介石，则是那个掌握着中华民国军政大权的总统，他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他们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兄弟般的朋友，彼此之间既有信任，又有矛盾与摩擦。

张学良在马车上出生的富二代，他的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一个名噪一时的大军阀。张学良在家喻户晓的民国时代成为一个真正耀眼的人物，但他的威望并非仅仅依赖于父亲的光环，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一步步争取而来。

他曾就读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出色登场。然而，这并不让所有人都服气，许多人质疑他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才取得如此成就。即便如此，张学良并非靠着父亲的名声取胜，他重新经历考试，再次以实力证明自己的才华。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溃败，唯有张学良所率部队获得胜利。这场战争让人们认识到他的军事才能，他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机会。后来，他率部剿匪，平定了山林中的匪患，为地方百姓带来了太平。随着他军功的积累，他的地位也逐渐上升，成为奉军中备受瞩目的领军人物。

因此，他和日本人玩起了心理战。表面上口头答应，实际上却是不履行，这种戏弄日本人的行为让他们怒火中烧。当他在与北伐军的战争中失利，返回东北时，他在皇姑屯埋下大量炸药，意图炸死日本人。

张学良，是一个失去父亲的人，在奉军内部逐渐崭露头角，最终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王。面对日本的挑衅与诡计，他审时度势，决定宣布东北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全境易帜，成功避开了日本的陷阱。

日本军国主义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以炸毁铁路为借口，袭击北大营，导致奉天沦陷。尽管如此，张学良保持冷静，认定日本的挑衅行为，下令部队不抵抗，使得东北军撤入关内，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在沦陷的国土上，张学良深陷自责之中。东北军士气激愤，渴望夺回失地，然而蒋介石却专心剿共，将张学良派往西北任剿匪总司令，尽管内心不愿，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张学良和蒋介石误以为长征使红军虚弱不堪，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一击。东北军与红军交战中毫无优势，110师在“剿共”中反被消灭，107师在10月被红十五军团袭击重创，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下旬，109师全歼，106师也遭重创，损失惨重，而却得不到任何补给。蒋介石本意是削弱东北军实力，张学良看透了这一切，对蒋的心计感到失望。

面对蒋介石对抗日的无望，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强行扣押前往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这一事件被称为双十二事变，震惊世界！张学良的举动犹如捅破天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了八项主张，旨在团结全国人民，与共产党共同抗日，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侵略者。中共支持这一主张，因为它符合民族大义，然而蒋介石却因私信作祟，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一意孤行内战。

最终，周恩来代表我党与张扬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经过数日的商讨，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同意了共同抗日的主张。张学良这一举动挽救了国家，却也付出了自己的自由，而杨虎城更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蒋介石所害。

西安事变中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张学良曾承诺蒋介石与宋美龄不会将其透露出去，在老年时期的口述回忆录中也始终保持缄默，最终带着心中尘封的秘密离开了这个世界。

历史因为充满着太多的未知与可能，才显得如此迷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不是简单的史书文字所能完全描述的。

就像他自己所言：“虽然有遗憾，但我不后悔。”这句话道出了历史人物对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态度，他们或许有遗憾，但却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正是历史人物魅力的一部分。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独特的历史，而历史正是由这些个体的故事所构成，因此才更加令人着迷。

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学良

　　他的出身绿林，深感门第微贱，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为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父亲极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对长子张学良的教育。他一心想将张学良培养成为知书达理、具有远见卓识的文武全才。

　　张学良6岁时，父亲就请了当地的举人、名儒做张学良的家庭教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从而奠定了张学良“忠”“孝”的思想基础。

　　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历史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人的英雄事迹强烈地震撼着张学良的心灵。

　　张学良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东北成了日本独霸的地方。张学良看到日本妇女花枝招展在中国的土地上招摇过市，他感到这是中国的耻辱。

　　1921年，张学良到日本观秋操，日本军方故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张学良十分反感，决心“整军经武”充实军力。他回国后，购置飞机，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空军。

　　●博学多才学贯中西

　　张学良将军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不仅会打枪使弹，还会开汽车、驾驶飞机。

　　张学良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直接与外国人交谈，“西安事变”谈判时，他用英语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宋美龄、宋子文交谈，用欧美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局势说服他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张学良学习英语起步较早，但他的英文基础还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时期打下的。

　　1917年，张学良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当时，张学良曾任渖阳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做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学良两小时英语，介绍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学良的视野大为开阔。

　　对于张来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学习外语和西方的科学知识。

　　●骑摩托车往返京津

　　张学良不止一次驾机翱翔蓝天，有时一些特别机密的会议，也都是他亲自驾机前往，即使坐汽车张学良也总喜欢亲自驾驶。

　　“张学良爱好广泛，喜欢尝试新事物。”杨中州教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的真实故事。

　　上世纪30年代初，摩托车刚传入中国，张学良将军就喜欢上了这个“洋玩意儿”，自己也买了一辆。从北京骑到天津，再从天津返回北京，张学良骑摩托车在两地间往返，行程中的劳累以及长时间的吹风使他患了重感冒，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收藏文物字画与张大千成了终生好友

　　上世纪30年代初，张学良在北京琉璃厂看上了一幅山水画，此画已被画家张大千以400元预订。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出价600元，当即买走。事后，张学良觉得不妥，欲向张大千道歉。后来，他听说张大千到了华山，特意赴张大千住处拜访。

　　张大千很是感动，为张学良画了一幅《华山山水图》，张学良大喜过望，又设宴隆重款待。由此，张学良与张大千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了终生好友。

　　30年后，张大千举办画展，离开台北时，有人送来一个包裹，拆开一看，原来是30年前张学良从琉璃厂“豪夺”的那幅山水画。

　　张大千逝世后，张学良面对遗容深深三鞠躬。

●为抗日宁可断头

　　1931年7月19日，因石友三叛变，张学良下令讨伐。把10万东北军调入关内，平息叛乱，导致边防空虚。日本侵略者趁张学良生病住院以及东北边防空虚之际，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流落在西安的东北学生以及西安各院校的学生齐聚张学良官邸前，递上一份《上副司令书》：

　　“我们要求副司令，不要再相信什么‘调解’、‘亲善’的辞令了！那是‘戏法式’的骗局。等到那一天，侵略者也决不会善罢甘休地交还东北。而只会如水益深、如火益热，造成积重难返的错误。也不要再信什么‘三日亡国’、‘十日亡国’的滥调了！拿‘淞沪会战’‘长城之役’铁证，证明敌人并不是多么可怕。我们拼着血肉的头颅，一定可以达到回家之愿。胜利则披甲还乡，败也愿效‘田横五百的义死’……副司令，率领我们奔向抗日的疆场吧！”

　　张学良热泪盈眶，当场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他激动地说：“东北军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田园卢墓在东北，家乡亲友在东北……东北军抗日是天经地义的。假如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富强，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也绝无所惜！”

　　●“西安事变”遭终身监禁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剿”，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拒不采纳。张、杨两人商量后，决定用“硬”办法对付蒋介石，强迫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居住的华清池。凌晨4时，东北军与蒋介石的哨兵在华清池内展开激战。

　　进入蒋介石房间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衣服、斗篷、日记本、用具……凌乱地丢在房内，被窝里尚有余温，一副假牙还浸泡在一个茶杯里。

　　没捉到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在室内踱来踱去，焦急万分。张学良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我仍拥护他做抗战领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下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由此而引起新的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

　　经过各方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不记旧恶，多方调停，蒋介石在历史转折的最后关头同意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为维护蒋介石的领袖权威，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不顾众人劝阻，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周恩来闻讯，急忙驱车追赶，但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自食其言，扣押了张学良。张学良以终身囚禁的沉重代价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金门眺望祖国大陆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蒋介石“扣张”、“审张”、“管束张”，自此，张学良被软禁了半个多世纪。

　　1959年春天，虽被蒋介石结束“管束”，但国民党当局仍以“对张学良负责，仍需派警员保护”为由，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张学良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自从被囚禁后，张学良一直居无定所，经常“转移”。1946年11月2日，张学良由桐梓“转移”至重庆戴公馆。不久，被“转移”至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80年10月20日，张学良已离开大陆30多年，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一天，张学良终于有机会到金门眺望祖国大陆。

　　79岁的张学良站在距大陆最近的古宁头，情绪激动。他用颤抖的手，拿起高倍望远镜，眯起眼睛，贪婪地眺望久别的祖国大陆的山山水水。

　　在金门眺望祖国大陆的当晚，张学良给亲友写了一封信，引用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临终前写下的一首“哀歌”——《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张学良将军为抗日毅然“兵谏”反受长期监禁，他大义凛然；当年事已高，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见，他思念故乡的泪水夺眶而出。

　　少帅掌符东北军

　　张学良一出生，就被父亲赋予继承家业的大任，得到了父亲的苦心栽培。1918年，年仅17岁的张学良，出任父亲卫队旅营长。1919年，张学良进东北陆军辽宁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各科成绩均名列第一。1920年毕业后，曾任奉军营长、团长等职。同年6月，担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晋升陆军少将，时年不满20岁。

　　1921年，张学良奉父命赴日本参观日军秋季军事演习，回国后即主导奉军改革。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学良出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率军入关作战，但受挫，回东北助父整军。其后多次率兵入关与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作战，1926年12月晋升为陆军上将。

　　1928年6月3日，父亲搭火车从关内返回东北在皇姑屯铁路交叉处，被日本人事先埋设好的炸弹炸成重伤，送回家中后翌日死亡。日本人暗杀父亲的目的，是要制造混乱，乘机全部占领东北地区。但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年仅28岁的张学良，在东北边防督办张作相的协助下，继承父位，成为奉军的新统帅，执掌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助蒋完成大一统

　　主政之初的张学良，面对的是异常混乱的局面：外部，日本人虎视眈眈，蠢蠢欲动，时刻准备武力占领东北；关内，南京政府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直接统帅下，继续北伐，直逼山海关；内部，奉系的分裂倾向日益明显。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少帅，需要有勇气、有魄力来力挽狂澜。

　　年轻气盛、有勇有谋的张学良，调整战略，于1928年12月29日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东三省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统辖，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官，不仅缓和了与蒋介石的矛盾，而且挫败了日本人变东北为其殖民的企图。东北挂上青天白日旗，标志蒋介石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紧接着，他整治东北军，除掉亲日派，使奉系维持统一。由于有杀父之仇，张学良特别痛恨日本人。他曾经明确告诉东洋人：“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做不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在解除软禁，移居夏威夷后，他曾告诫所有的中国人，“要时刻警惕日本人”。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军阀爆发中原大战，战争中互有胜负，呈胶着状态。关外拥有强大兵力的张学良便成为决定这场混战胜负的关键和各方拉笼的对象。张学良坐镇关外，审时度势。同年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冯、阎及桂军土崩瓦解，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并再次一统天下告终。张学良因此受到南京政府的褒奖，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统辖辽宁、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绥远及河北、山西数省军事，驻节北平顺承王府。

　　逼蒋抗日救中国

　　张学良助蒋介石稳定中原地区与中央政权后，关外的东北军主力大部分进驻北平、天津地区，东北边防呈现空虚，这给日本关东军造成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垣发动攻击。在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之下，张学良尽管心不服，但还得服从命令让东北军撤回关内。一夜之间，沈阳沦陷，几日之内，失地千里，作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责难，他感到十分痛心，便于1931年11月引咎辞去陆海空副总司令职务。1933年热河失陷，全国哗然，张学良为示负责，通电下野，出国考察。

　　海外考察归国后，张学良曾担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10月，他出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率部进攻陕甘红军根据地，但战事不利。此时，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由于有家仇国恨，而东北军念家情浓，受形势的感染，更出于救国救民之情，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将军多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无法得到蒋介石的回应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经过事先部署，趁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后在中共及各方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落幕，蒋介石在答应停止内战、合力抗日的情况下获释。

　　软禁幽居数十载

　　张学良发动兵谏的本意与动因仅仅是逼蒋抗日，并非对蒋介石不忠不义，更非要加害于蒋，不然他怎么会于1929年易帜归属蒋介石，又怎会于1935年挥师入关助蒋平定中原呢？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将军在达成共同对外、联合抗日的目标后，很快让“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为表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张学良义气般地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

　　不过，张学良没有充分估计到蒋介石的计略与多变，当然他也顾不上考虑很多。回到南京的当天，张学良就遭到蒋介石的软禁。随后不久，张受到高等军事法庭的审判，最后法庭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他实施十年的“严加管束”。自从被“管束”之后，张学良将军先住溪口，随着形势变化，移往安徽黄山，再迁江西萍乡。1938年武汉失守后，张学良被送到湖南沅陵，先住苏仙岭，再移凤凰山。1939年移住贵阳修文县阳明洞。此后几年，在贵阳附近数次转移。1945年抗战胜利后，十年“管束”期满，他本该恢复自由，结果1946年11月2日，却被秘密遣送台湾，软禁在台北阳明山。直到1990年6月1日，老友张群为张学良公开做寿，台北高层军政大员孙运璇、陈立夫、梁肃戎、郝柏村、李国鼎、倪文亚、张继正等人均齐聚于张将军住处，他才公开露面，结束了长达54年的幽禁岁月。

　　百年历史见证人

　　陪伴张学良渡过50多年幽禁生活的主要是他的妻子赵四小姐。他一生娶妻两人，发妻于凤至，续弦为赵四小姐赵一荻。于凤至大张学良三岁，系双方父母指定婚配。于凤至为张学良生有一男一女，即张闾琳与张闾瑛。不过，1927年，张学良在天津结识赵四小姐，两人互相倾心。不久后，赵四小姐自行离家，赴奉天陪侍张将。多年后，于凤至与张学良平和分手，张学良才续娶赵四小姐为妻。此后一生中，赵四小姐长伴张学良身边，即使是张学良在幽居软禁的数十年间，她也从不离身。去年6月22日，陪伴张学良70多年的赵四小姐在檀香山病逝，张学良哀痛逾恒。

　　张学良尽管戎马16载，性格刚强，但幽居后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他于1939年开始研究《明史》，吸取中华文化精华。后又皈依基督教，专心研究《圣经》，从不过问政治。即使1990年恢复自由后，他仍沉静在书斋与教堂。1991年，张学良携赵四小姐赴美探亲访友，后来转赴加拿大，最后在檀香山定居。

　　在檀香山，张学良除了看书、诵经之外，还口述历史，将他叱咤风云而又坎坷不平的一生留给后人。对少帅来说，确实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然而，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中华的强盛，他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华民族。他见证了中国由分变合、由弱变强的百年历史。

张学良：跨越世纪的东北情缘与艺术共鸣

在1993年那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7月，姜昆、黄宏、冯巩、倪萍等中国文艺界的璀璨明星，穿越时空的界限，踏上了台北这片土地，他们的目的地，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公寓，这里即将上演一场跨越海峡两岸、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特殊会面。这次会面的主角，正是那位被誉为“少帅”的传奇人物——张学良。

时空交汇：台北公寓里的故土情深

当姜昆一行人步入公寓，张学良那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虽身处异乡，却对家乡沈阳的一切记忆犹新。当得知黄宏来自东北，他的眼神瞬间亮起，仿佛看到了久违的故土。张学良兴致盎然地描绘起沈阳老区的街巷脉络，细数那些镌刻在心的小吃特产，深情回溯著名建筑的历史底蕴。他的话语中流淌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仿佛每一处细节都触手可及。

“东北老乡”的深情问候

姜昆一行此次台北之行，肩负着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说唱艺术团的访问任务。在繁忙的行程中，他们特意抽出时间，带着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父老乡亲的问候，去看望这位远离故土半个多世纪的东北骄子。黄宏更是代表家乡人民，深情地对张学良说：“咱们沈阳的父老乡亲非常想念您啊！”张学良闻此，昂首挺胸，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公寓之中：“我也非常想念咱东北的老少爷们啊！”

艺术交流：相声与二人转的奇妙碰撞

次日晚间的演出中，张学良不仅观看了黄宏等人的精彩表演，还亲自登台献艺。他与黄宏合作演绎了一段相声小段《扣子与钮子》，口齿伶俐、表情生动，展现了其深厚的艺术功底。随后，张学良更是即兴表演了一段“东北二人转”，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仿佛将众人带回了那个东北大地上载歌载舞的年代。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成为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寄语东北：未完的笔墨与永恒的思念

访问接近尾声，黄宏满怀敬意地请求张学良为东北老乡留下几句话。张学良因视力不佳，仅以签名代替，但那份对家乡的深情厚意，早已无需过多言辞。黄宏将这份嘱托铭记于心，直至张学良逝世后的2001年10月，才以诗篇《怀念》寄托哀思，诗中“少帅不少两鬓白，乡音乡情依然在；遥问奉天大帅府，将军一去何时回”，饱含对张学良的深深怀念与对东北大地的无尽思念。

东北大学：魂牵梦绕的教育情怀

与此同时，1993年，东北工学院恢复为东北大学，这一消息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历史长空，照亮了张学良的心田。东北大学是他在1923年与父亲张作霖共同筹建的教育瑰宝，承载着他“教育英才、抵御外侮”的理想。面对学校的复名，张学良激动不已，欣然接受名誉校长、名誉董事长的聘书，并题下“教育英才”与“东北大学70周年纪念”的题词。他对东北大学的牵挂，不仅是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更是对民族振兴的殷切期盼。

故乡之约：与故土学者的深情对话

此后几年，张学良在夏威夷的家中，先后接待了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毅与哈尔滨血液病专家马军两位东北籍学者。他们谈论家乡变迁，共忆东北军的峥嵘岁月，更畅谈医学进步与人文关怀。张学良对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种风物，甚至每一口食物，都怀有深深的眷恋。他那句“东北的高粱米、小米很好吃啊”，朴实无华，却道出了对故土生活的深深怀念与无尽向往。

跨越世纪的人生传奇

张学良的一生，是一部跨越世纪的历史长卷。他既是花花公子，又是政治家、军事家，多重身份在他身上完美融合，塑造出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形象。晚年在檀香山的岁月，他虽远离故土，但心系东北，无论是与艺术家们的艺术交流，还是与学者们的深度对话，无不流露出他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与对民族未来的深切关怀。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传奇人物的晚年生活片段，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东北情缘，一份对艺术与教育的执着追求，以及一位世纪老人对故土、对民族、对人生的深深思索。张学良的故事，如同一部未完的史诗，永远镌刻在华夏大地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西安事变第二年，张学良的秘书王卓然就写过这个题目。其实所有张学良传记，包括一些文章，都在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可人们仍在千百次的问。不是问者心中没有答案，只是总觉得张学良这个人太难理解、太难概括了，以至于怎么理解和概括都感到有点差强人意。这也是张学良持续受到关注和史家不断有新著推出的原因所在。

　　就人物研究而言，面对难以理解和概括的问题，唯有找到新史料、新方法、新角度，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结论，方可称为有价值的新著。

　　我引用大量国内外档案资料，从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历史观、两岸观、宗教观等六个方面，展开传主的传奇人生。正如张学良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友坤研究员在序言中所论：“如果说过去的不少专著，只讲是什么，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那么该著的独到之处则是史与论、情与理、叙与议紧密结合，从思想层面深刻地阐明了张学良的人生。该著既是风格别具的传记，更是思辨色彩浓郁的思想评传，具有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之特征，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

　　张先生的上述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本文要强调的是作者将“历史上”“人们眼中”和“传主心里”的张学良放在同一框架内考察，可谓前无先例。我读过作者的一篇文章，他自己说是创作本书的体会，实际上是对本书缩写性的总结，简洁地回答了“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在历史上，他是颗‘流星’，亮过，但一闪即逝；在人们的评价中，他是座‘箭垛’，是之者过，非之者也过；在传主的口述里，他是块无色‘水晶’，语坚辞利，晶莹剔透。”文笔简约而清新，比喻形象而贴切，“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目了然，令人耳目一新，且过目难忘。

　　他是颗“流星”，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中国的夜空。

　　就亮度而言，唐德刚先生有一段评价：“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张学良这一记杀手锏，也使自己由一位中国最年轻的一级上将军成为了政治流星。

　　“仰望20世纪星空的人们，多数人看到了这颗流星滑落时放射出的那条光束，将积聚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内战阴云划开了一道缝。”一些有良知的人们，怀着感恩的心看到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星”骨铮铮，“却很少有人能听到，一个壮怀激烈、炽热燃烧着的生命个体与冰冷的民国政治大气层摩擦时发出的苦痛呻吟。”

　　在20世纪政治星河中，“流星式”的人物不止十个百个，但如果按“流星”的传奇色彩、滑落时的痛苦、隐身后的凄惨程度来综合考量，张学良“无疑可称为最孤独的那一颗”。

　　张学良自己说，他的政治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作者写道：“只要是正常人，36岁，无论对从事什么职业的人来说，都是生命中最绚烂的佳期。政治生命夭折了，自然生命延续着，这对一个对政治本不感兴趣或善于放弃和转弯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解脱，而对一个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又以靖耻复仇为毕生使命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被迫中断，延续着的自然生命就变成了对灵魂的一种折磨。生命延续得愈久，灵魂被折磨的时间愈长。张学良活了101岁，在他101岁的人生中，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被黑’的长夜中度过的，其间的寂寞、孤独，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想像。”

　　人们可能会问，张学良被囚之后，说他孤独是可以的。被囚之前，他曾是“东北王”、北洋政府“末代元首”的长子，民国初年公认的“四大公子”之一，怎能说他孤独？他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晋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来孤独？张学良研究会前会长胡玉海教授读了此书后说：“如果从张学良显赫的家庭出身，不凡的社会地位，形而下地去看，他没有理由‘孤独’，也不可能‘孤独’。但是，当你如作者一样走近张学良，特别是走进张学良心灵，就会发现，他不仅‘孤独’，而且是‘百年孤独’。”那什么是张学良的孤独？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孤独是流星划破夜空时无人能懂的执着，是闪亮时没有回应的尴尬。”可见，作者说的孤独是心灵上的“求而不得”和思想上的“高处不胜寒”。

　　在笔者看来，此书是作者对张学良进行“心灵考古”的记录。心灵是神秘的，可思想是心灵的窗口，唯有通过对思想的考察，方可探索到心灵的模样。只有走近张学良，走进张学良的心灵，才能对他的思想人生做出客观的评价。但不是谁想“走近”就能“走进”的。王海晨教授既具备这样的勇气，同时又具备这样的学术水平和思想底蕴。

　　2012年作者作为主编之一参与其整理和统稿；为走近张学良，作者在30余年间，陆续走遍了张学良在大陆、台湾的囚禁地。当看到这些具有开创意味的学术成果和作者所走过的足迹，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何以能轻松地“走近”张学良了。

　　张学良确实是位难以概括的是非人物。一生虽足百年，但他的执政生涯只有8年，8年之中，他亲身经历了数次重大历史事件，并在这些历史转折关头，挺身而出，而且不需要同情，也不惧怕单枪匹马，只要他认为有益于天下，他就舍得一身剐——毅然易帜、调停中原大战、辞职下野、“剿共”“通共”、临潼捉蒋、送蒋回宁……。书中分析，思想是促使他“不按常理出牌”的动力和“之所以成为张学良”的底色，底色之中最醒目的色彩是“孤独”，而这种“孤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超出普通人的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张学良不需要同情，也不怕单枪匹马，为何还说他孤独？作者做了如此表述：“英雄也是常人。他对他被囚五十余年，嘴上说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但内心是企盼人们的理解的；他‘易帜’、‘兵谏’时，不惧怕单枪匹马，但他多么渴望人们的回应啊。可他在世时，在民国政坛的同僚中，他得到过几人的理解？有多少人给了他所渴望的回应？真正能洞明他精神世界的又有几人？直到今天，人们对他仍然误读多多。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他能不孤独？”

　　纵观全文，作者立意“孤独”，并非只是匠心独具，而是他“走近张学良”后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正如作者所言：“孤独不是慎独，慎独是一种自我约束的状态，而孤独的人是想摆脱他人的约束而无方，寻求他人的理解而不可得”。这样定位，是对传主深层次的理解，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种理解是走进张学良心灵的一把钥匙。

　　他是座“箭垛”，是之者褒之甚，非之者贬之过。

　　“流星式”人物多传奇，“箭垛”源于传奇。这是作者的观点。“大凡称得上传奇的人物，差不多都具备以下三个特点：（1）他们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所做的事情，被一般人认为不可能，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却做了，而且做到了，而且惊天动地，可称之为奇迹；（2）他们的人生轨迹曲折复杂，而且大起大落，特立独行，超然无侣，不被当时主流价值观所认同、所理解，但他们总是执着不改，奋然前行，可称之为奇特；（3）他们的周围好像罩着一层雾一样的谜团，这谜团藏有许多机关，每一个机关都被一把锁锁着，只有打开这一把把锁，才能走近他，可称之为神秘。”因为“奇”，所以人们不仅喜欢读，而且喜欢在他们身上寻找自己所爱所憎的影子。因为“神秘”，所以人们不仅愿意在他身上搜神猎奇，更愿意把所搜到的“神”和“奇”写得更“神”更“奇”。“因为流星陨落了，敬他，憎他，爱他，恨他，捧他，骂他，他都不会有什么反应。于是，流星式人物就成了‘箭垛’”。

　　“箭垛式人物”的提法，最早由胡适先生发明。依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所论，箭垛式人物如同诸葛亮草船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胡适说，能够称得上箭垛式人物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福之人，一类是无福之辈，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传说多、传奇性强的人。而这类人最容易中箭。

　　有福之人，平生说过一些好话，行过一些好事，后人听了心生爱意，心有所爱，“爱则加诸膝”，便把能贴上点边儿的美言、美事、桂冠式的美标统统加在了他的身上，就如同把所有的“金箭”都射到“干草人”身上，“干草人”便成了“金光灿灿”“宝物满身”的“圣诞树”。如关公、包龙图之类的人。

　　无福之人，平生曾经恶语伤人，也做过一些人们认为不好的丑事，后人闻之心生嫌厌，心有所恶，“恶则坠诸渊”，便把想吐的口水、想丢的馊饭、想倒的污物一鼓脑泼在了“干草人”头上，“干草人”便成了“脏兮兮”的“泔水缸”。如商纣王、秦桧一类。

　　张学良属于哪一类？在作者眼里：“张学良是箭垛式人物中的另类。在张学良身上可谓‘金箭’与‘污箭’同在，美言与口水相重，圣洁与浑浊相混，桂冠与罪顶相叠。正看是‘圣诞树’，反观则是‘泔水缸’。”

　　是啊，世界上最好的“金箭”射在了他身上，如“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爱国狂”……。同时，人们最厌恶的“污箭”也射在了他身上，如“民族败类”“千古罪人”“花花公子”……。

　　射“金箭”的人认为，箭箭有据。比如，他父亲张作霖被炸后，他可以选择接过父亲的权杖，让“五色旗”继续在东北飘扬，因为当时的东北军实力还在；他也可以选择关上山海关的大门，效仿他父亲当年的做法，“自立为王”，等待时机，重整“旧山河”；他也可以“挟冠自重”，按照外人的设想，当“满洲皇帝”。“但张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南京，不做元首做疆吏，不做皇帝做臣子，最后招致日俄南北夹攻。”张学良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民族情怀、一心促成国家统一而已。仅此一举，足可以和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一比高下，更不用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和西安事变了。

　　射“污箭”者认为，并非“箭”“污”，他本为“污人”。作者举例，“如九一八事变，他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麾下有数十万大军，面对万余入侵之敌，一枪未放，即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说他是‘民族败类’，何屈之有？”

　　任何人身上都有亮点和污点，研究历史人物，亮点当指，污点当斥，“但说张学良是箭垛式人物的原因不在人们指其亮，也不在斥其污，而在于指其亮、斥其污时，将别人的亮点和污点移花接木般地嫁接在了他身上，或只指其亮，不指其污，或只斥其污，忽略其亮；或神化其亮，妖魔化其污。”

　　箭垛式人物多争议，有争议的人物不好写。张学良尤其难写。

　　作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民国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中，大概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大的争议，被射中那么多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颜色的箭，附会给他那么多互相矛盾又都好像有根有据的东西。弄得人们一时无法知道附着在他身上的东西哪些本属于他，哪些不属于他，这不仅指他身上的故事，也指人们加给他的那些思想、情趣、偏执和截然相反的评价。”这也怪不得忆者、书者、评者，他给人们留下的亮点、盲点、疑点太多太多。“谁说他、写他、议他都免不了有些控制不住的激动，难以做到不夹杂情绪的心平气和。”

　　“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说他，有许多精彩感人的段子不能不说；写他，有许多值得深思的细枝末节不能不挖；议他，评他，又怎么议、怎么评都觉得有些不妥。由此，你说一点，他说一点，“就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你添一枝，他添一叶……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于是，他的故事越来越长，他的人生越来越曲折，因而引发的大段主观抒情和貌似客观的评论硬生生地射向了他，他也就成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箭垛”。

　　他是块“水晶”，净处不着色，污处也自明。

　　张学良轻轻地走了，却留下一堆重重的谜团。人走了不可复生，谁又能替他解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究竟的谜团？谜团不解开，是非难断定，是非不断定，扎在他身上的那一团“刺猬也似”的箭又有谁能分辨出哪些为实，哪些为虚？

　　幸运的是，张学良在走之前，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口述史料。本书值得称道的亮点较多，大量引用口述史料，并把创作过程写入书中，笔者印象深刻。“一边读他的口述，一边再仔细‘端详’其他书里、戏里那个箭垛式的张学良，至少能分辨出一部分箭只本属于他，一部分不属于他，剩下一部分模糊难辩的如果顺着传主的思路下一番功夫，也不难从中悟出一些如何分辨的方法和玄机。”

　　作者通过爬梳张学良100多万字的口述，加深了对张学良内心“隐密”世界的了解。作者自己说，除加深了对“流星”何以亮、政治生命何以短、“箭垛”何以成为“箭垛”的理解外，还通过研读他的口述，对口述本身的价值和通过口述对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有了新见解：他还是个“水晶”式的人物。

　　“他有水晶体的本色：透明。不护短，不掩污，不谤白，不辩诬。”许多人都想青史留名，为了青史留名，有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谈走“麦城”，想方设法贴金表功。张学良不同，“他在口述里经常自揭他人不知之短，自去已被别人沾在他身上并已成定论的‘金粉’。如公开出版的论著、回忆录都写明，九一八不抵抗是因为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铣电’命令。他却说：我这人不像人家说话，我不推辞，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与南京政府无关。说是中央的命令，这是推测，是有人想替我解这个过，不，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他有水晶体的品质：锋利。针砭时弊，一语见的。”张学良在口述中说：“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因为国民党把老百姓逼得都投靠共产党了。”蒋介石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不用人才用奴才。”

　　“他有水晶体的性格：坚硬。不屈不从，遇强宁碎。”面对强权，他不顺从，不屈从，不避让，不躲闪，怒形于色，剑拔弩张；面对强敌进攻，他不讲策略，不懂迂回，也不会借力打力。“因此，他被强敌打败了，他被强权毁灭了，他在官场失败了。而张学良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令如我这般长期关注张学良的人都大感震惊和叹服。如他在书中说，张学良是历史难以忘记的人物。“人们能长久地记住他，恐怕不只在于他把短短的执政八年演绎得如何风声水起，也不只在于他将‘花花公子’的情感世界弄得如何斗艳争奇，更在于他的失败。”

　　关于这一观点，作者论述得尤为精彩。作者认为，第一，张学良是个失败者，因为他执着。“也正因为执着，他把自己心中的‘大道’融进了自己的生活，笃行信道，败而不悔，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仍然说，如果再让他活一次，他还会那么做。也正是因为执着，执着得有些偏狭，他才成了政治上的流星。因此，可以说他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家，但不能说他是政客。因为政客都是变色龙。”

　　第二，张学良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多情。也正因为多情，他才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航向，他同情平民，反对内战；他同情“领袖”，出兵中原；他恨日本、钟情民族、同情共产党，才发动了西安事变。也正因为他多情，他才成了人们口中、笔下的箭垛。“因此，可以说他不是完人，但不能说他是庸人。因为庸人多自私，难有大真情。”

　　第三，张学良是个失败者，因为他行狭仗义。“也正是因为行狭仗义，他把他的真性情一面展现得一览无余：肤施密谈，一诺千金重；送蒋回宁，轻信落囚笼。也正是因为行狭仗义，他才在官场里显得格外简单、率性、透明，个性似水晶。因此，可以说他不是伟人，但不能说他是孬种。”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此文，我说，这是一部思之沉重，读之轻松的“良史”。

作为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在晚年口述中对国共两党所谈的一些独到认识，对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

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

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

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

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共产党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

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张学良解禁后，多家媒体和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些名为张学良口述的文章和书籍。“毅荻书斋”所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

参考文献:2014年8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