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外权威的疑惑与不屑，周光召当时并没有辩驳。他认真而踏实地又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验证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当时就有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

在莫斯科学习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赝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时，向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问起周光召，那位院士佩服地赞叹说：“噢，周光召，他的研究震动了杜布纳！”

淡然低调

“我只不过是万分之一”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周光召把在苏联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联名请缨：回国奋斗。周光召坚定地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时刻准备放弃手头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不管回国做什么。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突然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当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经被送到了试验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仅凭着记忆对早期的工作又进行了重新演算，并在回复有关领导的备忘录上签字“建议按原计划试爆”。

随即，东方地平线上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也试验成功。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每当别人提及他对研制两弹所作的贡献时，周光召都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工作。在我看来，每一项工作都很难分得出它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非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我只不过是万分之一。”

四川时光

“周末去小饭馆改善生活”

周光召曾经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1969年，院部机关从青海搬迁至绵阳梓潼，周光召也随之到梓潼生活。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我们的光召，我们的团队》中回忆了与周光召工作的情景：“1969年，我们全所乘绿皮火车，睡地板，由北京搬到四川梓潼县曹家沟。他和我们一起，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到了曹家沟，每天的伙食就是三分钱或四分钱一份的煮萝卜或煮白菜，周末和我们一起去梓潼的小饭馆买一份炒猪肝改善生活。”

周光召离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后，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物理学会当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得以解决。经过他的努力，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

钱三强曾向海内外科学家介绍周光召：“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也曾称赞周光召：“在我们同行中，他也是相当出色的。”

作为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周光召院士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国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卓著。他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与“学术平等、提携后进”的大家风范，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科学成就、爱国情怀、光辉人格将彪炳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史册。

目前，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21位已经去世，尚有2位健在，分别是王希季院士（103岁）、孙家栋院士（95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综合新华社、解放日报、光明日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