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两重”、公债、加力和驱动机制的认识

发布日期：2024-09-19 16:21

来源类型：金羊网 | 作者：天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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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两重”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24.8.11）。

我抓紧时间汇报一些看法，分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现在“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重”的方针贯彻，又肯定与国债资金筹集机制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大家都关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在特别国债原来已经有的机制上又进一步加码了。另外，实践中这几年特别看重的地方专项债，它也是把中央层级上特别国债的经验地方化了，因为专项债是明确规定还本付息可以按从三年到三十年来安排，顶格的30年，就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镕基同志1998年下决心推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那个30年一模一样。所以，这几年特别看重地方专项债，确实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在地方没有别的手段的情况下，去解决一些特别急迫、又对接到长远、多目标相结合的问题。实话实说，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别的渠道都没有资金的情况之下，地方专项债拿到了以后先来解决燃眉之急，实际上就是以债化债的应急，中央级管理部门对这个从来没有提出过批评，没有下过通报，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知道地方没有别的办法就得这样来，这实际上就起了一个缓冲作用，此后再对接到长期的一些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上。

总体来说，前面各位专家说到的现在直接观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确实是“发得出”，我认为跟着要特别强调它的“用得上”。所适应的项目前些年讨论的时候，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有效投资”的项目在中国俯拾皆是，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用这种债务筹资拿到的资金可去对应的这些项目，可以列出包括好几十项的具体清单。郑新立同志当时在讨论的时候他列出了十几项，我说我再给加十项，都是一样一样很具体的。比如在北京，没有别的选择，密度足够、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一定要借鉴纽约、东京的经验赶快建，而且在中心区域其联通状态要“立体化”，而且要配上政府通盘规划里的全网络状的停车场、停车位；再加上海绵城市，再加上综合管廊，再加上老旧小区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建不可的。还有乡村振兴，结合着这两年大家感受到防涝抗洪迫切需要落到各地的类似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的建设，又一定要对接基本农田灌溉系统等等。它们是应打通的，在整个国土开发里的这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列出的更多细项就不讲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从现在三十年到五十年可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做的资金安排，首先短期来说就是扩大内需，项目一开工，按过去的经验，30%-40%它是工资等人头费支出，马上就形成当期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和消费的促进，跟着的是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而且追求的是一些别的项目不能特别去追求的所谓正的外部效应、综合绩效、国民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后劲儿。这种从有效投资入手带出的对整个全局的贡献，我觉得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当然，特定的这种机制，还要匹配上加强规划能力提高其水平，加强管理（工程监理，全程监督），阳光化等等，这些也不展开说了。

从中央地方，在这样一个要作配合的事项方面，我特别认同前面专家说到的，现在还有一个基本面上的信心和预期问题——这里信心和预期实际讲的一回事儿：提振信心就是改善预期，预期可以自我强化、自我复制，普遍的预期不好，结果可能就是最后的不一个好局面。所以，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就不是简单只靠现在说增加投资来解决全部问题的，但是增加有效投资，显然是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组合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顺便提一下，总体上不能只靠宣传部门唱光明论，但是如果清网行动切实打击违反“两个毫不动摇”和违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方针的错误言论大V从而真正见效的话，是可以提振信心的。

第二个层次，理论上稍微点一点，向各位汇报。我这些天抽空写了一篇文章，从经济学上大家认为是一桩公案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切入，试图系统化地把它梳理一下。那个“等价定理”其实是似是而非、会产生很多误解的，说清楚以后，应该不再受这样一个过去大家觉得莫衷一是、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的所谓定理的牵制，就是要正面肯定公债的功能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承认公债正面效应，可作很多论述，里面还有一个基本理论上的论证挺简单，就是比照拉弗曲线，直角坐标系上横轴表示发债规模（拉弗说的是减税或者增税，从零到越来越大，公债规模也是表示从零到越来越大），纵轴就是前面有多角度论证的正面效应，那个正面效应标志出的，一定是跟拉弗曲线一样的一条曲线：没有公债的时候，零点上谈不上正面效应，有了公债以后开始有正面效应，但这个正面效应对应到一定的规模上时，可能这个曲线会调头向下——就跟税收一样，税收看起来增税增税，增到一定的时候如再把那个税率提高，实际的税收收入反而是会下降的——正面效应在公债上也是这样。公债的实质性问题，不是它没有特定的正面效应，而是正面效应可能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会调头向下，如果再过度的话，那就可能变成负效应——一直可以掉到负的区间，可以产生危机。这个理论上的论证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公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合理的规模和优化相关的机制。

第三个层面，我觉得在前述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当下要特别注意，很多专家都意识到了，现在需要当机立断。去年终于争取到了5.2%的年度增长，我认为这是在中央说的保持合理区间底线上的——关于中高速，中央文件从来没说过是什么量值区间，是不是大概5-8%——再高就可以算是高增长了。现在咱们不能高看到8%（虽然林毅夫教授说20年时间段内还可以到8%，那个大家大都不认同了），但是人们按照总书记关于2035说明，中国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要再翻一番，测算下来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4.9%，我觉得首先要力争在5%左右，最好高于5%。为什么呢？这15年里，一般来说前半段速度重心会相对高，基数大了以后，速度重心还要往下落，要准备十五五、十六五速度重心再往下落，到了十六五的时候，那五年年均增长速度不要击穿4.5%，或者至少要在4%以上，这15年才能达到基本战略诉求。这个战略诉求不是我们凭空想的，不是一厢情愿，是有很多研究者做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结果可以佐证的，我也觉得客观成长性加上主观努力，应该按照这样的保证速度底线，在5%以上安排现在引导性的年度目标。今年本来开局看起来还不错，一季度5.3%，二季度一下落到了4.7%，6月份的情况明显不好，统计局说“形有波动，势仍向好”，是唱光明论，但一定要注意这个波动是往下的波动，怎么夯牢这个向好的基础？我看很多专家发言都认为不能再犹豫，我也认同这个看法。实话实说预算调整方案，去年出得晚了点儿，去年到第四季度才出，今年争取不要拖后，我认为应该下这个决心。

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会议的精神，我觉得跟这个逻辑是对上了的，要求“持续用力，更加给力”，争取能够落实。“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等等，这个精神的贯彻，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个层次汇报一下“经济动力机制”的认识框架。前面已有专家把这个命题已经点明了——怎么理解驱动力——投资驱动、消费驱动等等。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认识框架：整个经济活动是需求和供给两方互动的这种循环——人类社会存在以后，应该承认需求方是原生动力，人类得生存下来然后再求发展，还要求享受，但这个原生动力的满足，一定是供给侧的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这个响应和回应机制，到了近现代社会里，就是靠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供给，而且这个有效供给在信息时代越来越清楚地看得出来，它是引领和创造消费方的需求、引领和满足用户体验提高的。没有乔布斯主导的苹果手机之前，原生动力方的需求侧，人们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能有这样满足用户体验的东西，就是要特别肯定供给侧有效供给带出的是“萨伊定律”合理内核的“供给可以创造、引领需求”，这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认识意义，实际上落在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而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这样一来，投资消费这个关系，我认为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框架：关于整个供需互动这个循环要承认，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中央说的是“基础”这一认识，但是这个消费如果能够持续地得到满足，它一定要有有效投资作为源头活水，即作为中央说的“关键”，这个源头是供给侧投资的发力。投资供给的有效性，带出的是稳定的就业，就业后面跟着的是老百姓有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形成。如有这个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解除后顾之忧以后，就变成了所谓巨大规模市场潜力，在消费方面不断的释放出来的那个实际上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统计上的贡献了。“三驾马车”，无非是把这样的结果往前追溯为看起来是对于一个可通约的需求方的总量，不得不做结构化的处理，变成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这个结构性的特征，一定还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把整个循环说清楚，而到了供给侧，这个结构问题就更复杂——人们所说的生产力布局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还有不可缺少的制度结构等等，是整个一个供给体系，这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真命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能简单地讲是消费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这两个方面，消费作为可认同的需求侧原生动力出来以后，应不断地得到供给侧创新动力的回应，形成不断的供需循环，他们是共同的驱动。当然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要再加上统计计算里必须考虑的净出口。这样的话，基本就能说圆了：形式上可以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强调动员出来一些消费潜力，可称之为消费驱动；而在特定阶段上比如中国的国土开发一下子进入一个改革开放后的高潮，那时候会更多强调投资驱动，都有一定的阶段性的道理，但是不能绝对化。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我们改革开放后，前面一开始粗放发展特征的时候，还是投资饥渴呢，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可能却更多表现为投资不足了，那么消费在统计上的结果，一定是看着更有支撑力，但不能满足于统计结果看起来的贡献比重上升——比如去年是82%，是增多了份额，好像咱们消费真正在发力，但这在不小程度上是假象。真正的动力驱动机制，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我认为还是要特别强调供给侧投资-产出的创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是真正可以带动全局、能够满足消费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这样一个人本主义立场上的目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强调中央说的“系统集成”思维，把供需互动、消费和投资共同带来的释放活力的局面，按照改革的配套和总体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加上思想观念创新，看成是一个必须掌握好的系统工程。

这是我的一些基本看法，各位批评指正！

专 家 简 介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1995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3年后，多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