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湖北学术思想史略讲（上）

发布日期：2024-09-19 23:16

来源类型：大虎牙学长 | 作者：Pow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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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体上以现代湖北的地域为范围，考察历史上在这一块土地上及其周边地区发生过的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这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在今湖北地域的发展较为复杂，必须重视地域文化与多样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关系，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夏禹征三苗以后，芈（米，三声）姓 ，黄帝第八世孙季连之后，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君贵族的姓氏。楚国先民南迁，住丹、汉水间和汉水下游以西。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黄陂盘龙城是商早中期的城市遗址，这是当时商人移民在汉东建立的据点。随州叶家山考古表明汉水之阳（北）的六个姬姓国（包括随、曾、鄂等诸侯国）是西周的封国，表明西周时期，周天子移民荆楚，建汉阳诸姬。芈姓楚先与江汉土著先民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楚民族，建立楚国，不断扩大，发展。楚国超出荆楚范围，一度拥有中国半壁江山。战国后期，白起拔郢，楚国东迁。秦人占领荆楚后设立郡县制，后在统一的汉代文化中，本地文化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宋代以后湖北地区的文化，已是融合了的以儒家为主的宋明道学或理学的文化。因此，不宜太过简单化地说我们只有荆楚文化的传统。当然，楚文化在两湖等地区积淀得厚一些，多一些。从先秦至今，今湖北地区的文化处在多文化融合的长期过程之中，这个地域的古今人物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春秋战国时期随、楚的儒学

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人们一谈到荆楚文化往往只谈道家文化，以为荆楚文化中不包括儒家文化，或儒家文化在荆楚并不重要。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与南方、中原诸国与楚国、儒家与道家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之中。

今天的随州、十堰地区，春秋时代仍是周的封地，至少名义上如此，文化上主要受礼乐文化的影响。周宣王时期当过内史的尹吉甫是房陵（即房县）人，参与了北伐、南征，是大诗人。尹吉甫有重民敬德的思想，他在《大雅·蒸民》篇中詠叹：“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说：上天生养了万物，有一类事物就有这类事物的法则；而老百姓秉执的常道，是趋向于美好的道德。这就肯定了人的善性。孔子赞扬这首诗是“知道”之诗。

季梁是春秋早期汉东诸侯随囯大夫，活动年代约公元前700年前后。随侯是周的诸侯，姬姓。在强楚弱随的形势下，为随国的生存发展，季梁在政治、军事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季梁是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在儒学的前史上，他较早地提出了“道”、“忠”、“信”的概念，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同上）他肯定政治事务中，尊重老百姓的意志是第一位的，甚至说民意重于神意，神意也即民意。他强调君臣上下各级官吏要有完善的德行，三季农事不扰民，修好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亲睦亲族，“修政而亲兄弟之国”，敬祀神衹，神衹也会赐福随囯。随侯一度听从了季梁的谏言，治理好国内的政治，楚国也就不敢来侵犯了。

楚国君臣有传习《诗》《书》《礼》《乐》《易》的传统。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征伐陈国得美女夏氏，大臣申公巫臣引《周书·康诰》劝阻庄王纳夏氏为妃。当潘党建议收取晋军尸首回去暴骨观兵，炫耀武力时，庄王引用了《诗经》中武王的《颂》与《武》篇，纠正潘党的战争观，指出：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和谐大众、丰富财物的。

申叔时是庄王时期的大夫。据《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委派士亹教育太子箴（即后来继位的楚恭王），士亹请教申叔时，问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通过历史教育使太子懂得褒扬善而贬抑恶；教之《世》，用先王的世系教育太子，使知有德行的人名声显扬，昏庸的人要被废黜，以鼓励或约束他；教之《诗》，使之以先王的美德来励志；教之《礼》，使之知规矩法度；教之《乐》，使之脱离污秽与轻浮；教之《令》，使之懂得百官职事；教之《语》，使之明德，懂得先王以德待民；教之《故志》，使之知历史兴废教训，而有所戒惧；教之《训典》，使之懂得族类的发展，必以道义为指南。由此可见当时楚国教育太子的教材，除楚国的历史读物外，还有来自中原的《春秋》《诗》《书》《礼》《乐》等。他希望通过读书，通过太子师、贤良的批评指点与辅佐，使太子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文武兼备，赏罚分明，严谨处事。申叔时在这里强调诗礼之教，重视仁德、孝顺、忠诚、信义的价值指引，得到士亹与楚庄王的肯定。总之，申叔时提倡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

开宗立派的楚人，当首推老子。道家的开创者老子的哲学智慧，体大思精，包罗致广，具有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庄子虽是宋人，但他的行综多在楚境，他那汪洋恣肆的风格和奇妙无穷的思辨，与楚国的文化传统不是没有关系的。庄子也是世界级的哲学家。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周游列国时，使子路问津（渡口）处，即在今武汉市的新州。孔子的一个学生公孙子石是楚人。儒家八派之一仲良氏之儒的领袖人物----陈良是楚人。他曾到北方留学，是高才生，其学识超过了北方的学者，后来又回到楚国任教。孟子赞扬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孔子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据郭沫若考证，陈良是屈原的老师。

观射（yī）父是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8年在位）时期的大夫。据《国语·楚语下》，他在回答楚昭王的提问时，详细解释了《周书》记录的上古社会颛顼“绝地天通”的意义。什么叫“绝地天通”呢？根据观射父的解释，上古时民神不相混杂，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男觋女巫，与自然神灵或祖宗神灵相沟通，他们使得老百姓的祭祀活动有了秩序。后来就有了掌管天、地、民、神、物的官员，各司其职，不相杂乱。百姓因此能讲忠信，神灵因此有了明德，民和神的事不相混同，恭敬而不轻慢，所以神灵降福，五谷丰登，灾祸不来。但在少皞氏衰落之后，九黎族乱政，民神混杂，祭祀没有法度，百姓轻慢盟誓，没有敬畏之心，灾祸频发。当时，民神杂糅，淫祀，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一方面崇拜的对象是散乱的，另一方面现实的部落的首领们也是散乱的，协调组织不够。有鉴于此，颛顼使用重，命他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即负责整理天上诸神的秩序，使用黎，命他做火正，“司地以属民”，即负责管理地上的百姓。这就断绝了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员任意地和诸神交流的径路，把宗教事务完全统一起来。后来，三苗继承了九黎的凶德，尧又重新培养了重、黎的后代，让他们不忘先人的事业，再度主管天地。通过观射父的解读，我们知道，天人、民神之间，既分又合，不杂也不离，不离也不杂。统一对天上神灵的祭祀，实际上是为了统一地上的部落、氏族，这是中华先民不断整合、统一过程中的重要的阶段与步骤。观射父的解释，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成为中国宗教与哲学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文种（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72年），楚国郢（今湖北江陵）人，楚平王时曾为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令，显示了卓越的从政才能。吴国越国，当时都是楚的属国。晋国要战胜楚国，拉拢吴国叛楚，侧击楚国。楚国派人到越国去，助越攻吴。在这种形势下，文种与范蠡受楚国的重托，辅佐越王勾践，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成为卓越的战略家，受到越国人民的尊重，也为楚国赢得了荣誉。文种使用卑辞厚礼、忍辱求和的策略麻痹了吴国，利用并加深敌人的内外部矛盾，怂甬吴国伐齐。由于文种有高超的柔性政治家的智慧，深谋远虑，授伐吴七术，策略得当，使得处于劣势的弱小越国经过近20年含垢忍辱、卧薪尝胆，终而战胜吴国。至此，勾践的地位比肩齐桓、晋文、楚庄等霸主。文种有民本、爱民思想，重视培养贤才。在他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他有普遍联系、整体与发展的观点。例如，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处理好“夏资皮”与“冬资絺”、“旱资舟”与“水资车”、“本（农业）”与“末（商业）”、“贵”与“贱”、“知斗”与“修备”之间的关系，既不孤立地看待此，也不孤立地看待彼，而是把社会经济现象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把握。文种重视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张与翕、退与进、屈与伸的辩证法，深得老子的真谛，强调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促进矛盾的转化。

近几十年来，以故郢都（今江陵）为中心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书，其中反映先秦诸子思想与经子之学的，首推郭店楚简，其次有上博楚简。1993年发掘的荆门郭店楚简（墓葬为战国中晚期，地理位置更靠近荆州城），有迄今最早的《老子》文本与儒书十四篇出士，成为国际汉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上博楚简很可能出自湖北，其中有经部的《周易》等。竹简《老子》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学说相抵牾的内容。

儒学早就传入荆楚，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又名《性自命出》，各一篇）、《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估计是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展现出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献为楚人所传习。可见，儒家思想早就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荆楚学人对儒学有相当大的贡献。

二、汉末的学术中心——荆襄及荆州学派

著名历史学家、敝校前辈唐长孺先生曾发表专文讨论过这一问题，本节所说，悉据唐先生大文。[ii]刘表（公元142年—208年）任荆州刺史期间（公元196—208年，共十九年），黄河流域战乱连连，荆州（治所在襄阳）政局却相对安定，经济发达，中原巨族、学者与老百姓纷纷南下。刘表本儒生，喜好经学，此期间避乱的士人云集于荆襄，学术中心遂由洛阳南移至此。

到底当时有多少士人在荆襄呢？《后汉书》本传说，由关西、充、豫来的学士数以千计，刘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唐长孺先生说，此时刘表为振兴文化学术事业，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在襄阳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洛阳太学毁废之后，刘表在此建立官学。入学学子有两类人，一是年幼的官吏子弟，二是低级官吏，包括武人。由儒林博士分经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由大学者宋忠（忠，亦作衷）任五经总教席，主持学校与撰述之事。据王粲《荊州文学记官志》所说，刘表此时在襄阳兴办的教学机构，已有相当的规模。为避太学之名，而称之为“文学”。《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便迳称刘表“开立学官”，而王粲写的是官志。唐长孺先生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官学。

第二、改定《五经》章句。刘表领衔，由一批经学家删去繁琐的不切要的内容，重新编了一部经学教材----《五经章句后定》，便于学生在短时间内通晓经义。东汉初年以来，虽有私家对某一经的注疏删繁就简，但像这样五经并举，集合许多儒生共同改定章句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为唐初朝廷修纂《五经正义》开了先河。据唐先生研究，由刘表署名的《周易章句》至梁代尚存十卷，所据为古文《费氏易》。作为官方教材，这是第一次用古文经，此为古文《易》立于学官之始。隋代还存有刘表署名的《新定礼》，即《仪礼章句》的残本。刘表以荆州牧身份主编，并由他抉择所收单经的今古文底本，裁断解释的异同。据推断，《五经章句后定》中，《诗》用古文《毛诗》，《春秋》则用今文《公羊传》。所谓今文古文，是相对于西汉初年的文字而言的，用汉初通行的文字抄写的经典即今文经，而用此前文字抄写的经典为古文经。经学史上，用哪一种经立于学官，涉及流派之争，是很复杂的事情，这里就不去说了。但可以肯定地说，刘表做的这件事，在古代是由朝廷做的大事。

第三、搜集图书。当时，洛阳所存官私藏书毁于董卓之乱。而荆州安定，刘表搜集私藏及四方人士携来的书籍，还组织人复写。这些书在刘表死、其子刘琮降曹操后，估计被运往邺下。尔后，魏、晋的皇家图书馆藏书，恐怕不小一部分乃得自荆襄。

刘表的学术文化事业所倚重的大学者有：

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古文经学家，大概是编撰《五经章句后定》的具体组织者。他个人的专长是《周易》与扬雄的《太玄》。他与同道传贾逵、马融之学，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郑玄之学不同。他的著作涉及经、子、史，有《周易注》十卷、《世本》四卷、《法言注》十三卷、《太玄经注》九卷等。宋忠的《易》学不重象数，而重视义理。

司马徽，即司马德操，颍川人，古文经学家，流亡到荆襄，传授古学，善于识拔人才。蜀汉名臣向朗（宜城人）年轻时曾向他问学。

颍容，陈国长平人，是《左氏春秋》学的专家，讲学于荆襄。

而荆襄地区本来就传《左氏传》，南阳籍大学者谢该曾传此学。

刘表主政荆州时，尹默、李仁等来此游学，从学于宋忠、司马徽、颍容等，尹默、李仁及其子李譔把荆州所学，主要是贾逵、马融系统的古文经学（古文《易》、《书》、《毛诗》、《三礼》、《左传》）以及《太玄指归》与史学，传到益州（四川）。

宋忠等人的荆州学的影响较大，不仅传到益州，也传到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及中原的邺下、洛京。宋忠注《太玄》，引起南北学者研究扬雄模拟《周易》的这一部书。扬雄此书二百年来被束之高阁，而此后广为流行。王肃曾从宋忠读《太玄》。以后王弼的《易》学，祖述王肃，尽扫象数，也可能是受到宋忠的影响，当然更是时代使然。

可惜好景不长，建安十三年刘表逝世，刘琮降曹操，荆州学人四散。以后学术中心转到邺下、洛阳。刘表之后，荆襄学术文化四百年间就一蹶不振了。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理学与经学

唐末时，襄阳人皮日休（833—884）的思想颇为丰富。他发挥民本主义，新释孟子的“暴君放伐论”，投身农民起义，做了黄巢政权的翰林学士，起义军败亡后被杀。他有无神论思想，在美学方面有独见。他揭示虚伪道德，但又肯定道德教化；他是思想异端，又推崇孟子、韩愈，讲“穷理尽性”和“主静”。著作有《皮子文薮》十卷。皮日休可谓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

宋元明清时期，全国一流的学者来到湖北，湖北籍的一流学者又走向各地，他们在我国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略说如下：

（一）宋代

北宋最著名的五位哲学家被称为“五子”，其中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是亲兄弟，号称“二程”。二程生于且长于湖北黄陂。宋仁宗时期，二程的祖父程遹被任命为黄陂县令，于是举家从河南迁至黄陂。程遹卒于黄陂任上，后来二程之父程珦被任命为黄陂县尉。至今在黄陂流传着许多有关二程的出生、儿时的读书生活及其游憩之地的民间传说，如“双凤送子”、“二程晒书”“双凤亭”、“夜月楼”、“望鲁台”、“聪明池”、“理趣林”、“流矢湖”、“程乡坊”、“程夫子桥”等。二程后来定居洛阳，其学被称为“洛学”。大程子为明道先生，小程子为伊川先生。

湖湘学派的思想宗师胡宏（五峰，1105-1155，或1102--1161）的父亲胡安国（1074--1138）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进士及第后，任荆南教授，又从荆南入为太学博士，后又提举湖北、湖南、成都学政。胡安国在湖北任官时，对身分、地位比他低的谢良佐（时任应城知县，1050--1103）持后学之礼，人们颇感惊讶。胡安国与程门高弟谢良佐、杨时、游酢等“义兼师友”，倡扬洛学。杨时曾任荆州教授，是安国子胡寅、胡宏兄弟的老师。谢良佐（上蔡先生）是把二程之学传于南方特别是荆楚的重要人物。谢氏学问的特点是以“知觉”、“生意”说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对发明本心之说颇有推进，朱熹说他“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谢氏的著名弟子有朱震、朱巽兄弟等人。朱震（1072-1138），湖北荆门人。朱震的主要著作为《汉上易传》，以象数为宗，以义理为辅，阐发了他的理学思想。胡安国曾向朝廷推荐朱震，谢上蔡则对朱震称誉胡安国为大雪严冬挺立之松柏。以上胡、谢、朱等与荆楚地域的理学发展有密切关系。

关于洛学、湖湘学、闽学与湖北及其学者的联系：湖湘学创始人胡安国与程门中坚谢良佐等，正是在湖北交游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的；胡宏通过杨时、侯师圣、吕大临而与洛学、关学发生密切联系，最终成为湖湘学的一代宗师与“性本论”者；朱熹曾从学于胡宪，与安国父子侄之学有关，而湖湘学与闽学因五峰朱子之间的文字因缘而相遇，又因张栻与朱子之间的频频交往相互论道而日益密切起来。朱子之学不仅与洛学、湖湘学以及荆楚之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正是朱子对洛学、湖湘学的继承以及与张栻等湖湘学者之间的讨论、论辩与问难，才造就了他那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

谢良佐从学二程，然与明道、伊川都有不同，如谢氏提出“与天为一”的前提是“循理”和“穷理”，有综合二程的趋向。谢良佐认为儒之异于佛者，在于“下学而上达”的工夫论。谢氏认为儒家识得天理，加以下学工夫，则可以与天为一，为天之所为。与天为一、为天之所为，即为圣人。谢良佐的思路表达为：1，识仁（或天理）（立住根本）→2，下学而上达（穷理致知）→3，与天为一（圣人）。谢上蔡、胡安国等，开创了长江中游的理学世界。

荆门朱震易学的特征，一是以象数之学为易学研究的基础，二是综采百家，融汉代象数易与北宋先天河洛学为一体。朱震的“太极”观，将汉唐元气论与北宋时的体用论相结合，不仅以“气”解释“太极”，而且将“太极”视为《周易》象数和万物演变的根源，赋予它以本体的涵义，对南宋以后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震以“体”“用”解释不用之“一”与“四十九数”的关系，得出“太极”乃四十九数之和的结论。他继承汉《易》和孔《疏》中的元气说，又参照北宋气学与理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诠释、改造。重视变易及其法则，是朱震易学的核心。他以卦变说统率易学中的相关体例，并将卦变说建立在气论基础上，以阴阳二气运转不息作为阐发卦变的理论依据，进而将卦变说看成是体现易道变动不居的一个重要方面。

长期居住湖北长阳的程颐再传弟子郭雍（1103-1187）的核心观点是：“《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他认为，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平等的；在《周易》的起源上，郭雍坚持四圣同揆说，认为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之道；在本体论层面，郭雍提出道兼统三才的观点，将太极、大衍视为与道等同的概念。在卦与三才的关系方面，郭雍作了多层面的解析，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从理及象的角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从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备三才。在易学解释学上，郭氏注重引用儒家诸经互证，用《中庸》《尚书》等经典与《易》相互发明。郭雍与朱熹两人进行了往复辩论。这场辩论引起了历史上很多学者关注，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心学大家陆九渊（1139--1193）晚年出知湖北荆门军，死在任上。陆九渊在荆门既勤政教民，注重事功，又有大疑惧，使知行合一的心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初步践行了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是王阳明哲学的先声。陆九渊在荆门“道外无事，事外无道”，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落到实处，他有非凡的社会活动才能和管理才能。

（二）元代

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元代的统治者知道，靠杀戮不能统一中国。元初，朝廷必须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以凝聚人心。这个重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湖北大学者赵复解决的。赵复，生卒年不详，字仁甫，宋末元初德安（今安陆）人，自号江汉，人称“江汉先生”。安陆沦陷后，赵复被俘，被姚枢发现，劝降，赵拒降，自杀未遂，被接到燕京。赵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抄录给姚枢。赵复的名声随之在燕京传扬。忽必烈召见赵复，让赵复为伐宋的前导。赵复回答：宋是我的父母国，怎能引他人去攻打自己的父母呢？忽必烈闻之受到感动，不再强迫他做蒙古的官（赵复在元朝终身不仕）。

以中书令行宰相职权的杨惟中听赵复讲理学后，为之折服，遂与姚枢等筹建太极书院与周子（周敦颐）祠，“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都”，“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杨惟中还选拔青年才俊接受赵复等儒师的教育。从此，理学得以在北方推广。《元史》本传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赵复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书，弘扬程朱理学，阐发“太极”“天理”，讲述《周易》。通过赵复的讲学与著述，元初的宰辅大臣与翰林学士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刘因、郝经等接受了理学，并以其中的文化理念安邦治国，这对朝廷接受汉法、减少野蛮破坏，起了良性的作用。赵复是元代理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许衡、刘因是“元之所以立国者”。元代理学的特色是“和会”朱熹学与陆九渊学，又有实用与大众化的趋向，在学术渊源上则强调返回六经，对明清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明代

明清时期湖北的思想界特别活跃，有阳明后学、陈白沙、湛若水心学与程朱理学的激荡，也有早期启蒙思潮、活力四射的反正统思想与正统思想的角力，有佛、道、耶、回诸教的参与，也有经学的回归。

明弘治年间有“嘉鱼二李”，兄长承芳（生卒年不详）、弟弟承箕（1452--1505）。李承箕强调从近处着手，我心之“理与气相与流通，无一息之间”，“不囿于一气之内”，从动静之几展开一条相当具有张力的从我心到天地之境的路径。李承箕是江门陈献章（白沙）先生的得意弟子，一生与陈献章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不同于陈献章之处在于，李承箕并不强调从虚静一跃至于圣人，这多少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沉溺于山林的才子隐士。他和陈献章所共同表现出来的诗人气质以及非学术化的倾向，实际使他们与宋明理学的学术传统若即若离。相较于李承箕，李承芳基于儒家传统理想，对现实有更强烈的批判，其中尤其集中在教育制度。他反对科举制度，提出“文章、政事非两途”，并且试图将“尊师”变成整个政治结构的基石，以教育改善、引导政治，晚年归隐讲学于嘉鱼黄公山。

明嘉靖万历年间在朝野活跃并相互纠结的有四位著名学者，都与湖北有关。他们是：何心隐（1517--1579）、耿定向（1524--1596）、张居正（1525--1583）、李贽（1527--1602）。何、李都曾客居湖北，有早期启蒙精神，神解卓特，惊世骇俗，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与哲学烈士。耿、张都是湖北人，都做朝官，思想相对保守。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放弃举业，狎侮地方学官大佬，以《大学》之道办“聚和堂”管理家族之政，反对地方官施政措施而被下狱，曾助朋友平定白莲教，遭诬陷后为避缉拿而飘泊天下。他曾到过孝感、黄安聚徒讲学，传播平民化的泰州学派之真精神。他的著作叫《爨桐集》，如李贽把自己的书取名为《焚书》一样。何心隐提出“寡欲说”，反对“无欲”，肯定人的欲望，并把欲望纳入人性。他主张欲望“发而皆中节”就是寡欲，而不是欲望多而刻意减损为寡欲。他认为寡欲即尽性。他从民众的生活哲学的层面发展了儒家的性命之说。他是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杀害的，因杖笞死于武昌狱中。关于他的死是否与张居正有关，则是一大公案，历史上众说纷纭，学界至今聚讼不已。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耿定向，号楚侗，又号天台，麻城人，出身贫寒，嘉靖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为官廉洁。与其弟定理、定力，号称“三耿”。定向笃信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与王门交游，自称是王艮的私淑弟子。他主张“以常知为学”、“以不容已为宗”。他早年厌烦理学的繁琐，晚年有见于心学泛滥，“崇虚躭无”，肆意发挥，又试图提倡程朱理学来诊治心学之流弊，用理学调和心学。他笃信通达百姓日用的“常知之学”，反对把圣贤的“费中隐”的道理故弄玄虚。晚年著《译异编》一书，主张以儒学融会佛学，主张用儒家的思想和语言“转佛书”，译其语言，使通中国。他认为佛教有其价值，但大可不必抛弃儒学的“大中至正之道”去遵从佛教。

张居正，号太岳，江陵人，当了十年内阁首辅，是万历前期实际执政者。他兼综王霸，并用恩威，以商的整肃、强盛，秦的威猛为致治理想，批评礼文过甚而导致的软弱、颓废，批评宋代的弊习。他主张王道与霸道、义与利的统一，肯定《尚书·洪范》为治国的大经大法，重视礼制，主持《大明集礼》的修订。他尊重王阳明，与王门后学交游甚广。他重视教育，特别是各级地方学校，但不喜聚众空谈，拉帮结派，后因种种原因导致万历七年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反对乃至禁锢民间自由讲学，堵塞了言路，阻碍了思想自由，为当权者镇压知识人铺平了道路。他对宋代的反思是片面的，宋代不杀士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而他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以降的专制主义。他与何心隐、耿定向都有来往，其亲其疏就不用多讲了。

李贽，字卓吾，福建泉州人，54岁辞官后从事著述与讲学，曾居黄安，又迁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湖北是他的第二故乡，其主要著作《焚书》、《藏书》，是他客居麻城二十年间写成的，并在生前刋行于世。他的学术堂庑宽广，诸子百家与五教（儒、释、道、耶、回），无所不通，交游甚广，尤其因其先祖的关系，受回教即伊斯兰教的影响较大。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了李贽，同年3月他在狱中自尽。李贽与颜山农、何心隐一样，都是“思想犯”。李贽的思想振聋发聩，强调独立思考，“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批判“假道学”。晚年主张“童心说”，强调“童心”即“真心”，批评专制主义的伦理说教。又主张“唯情论”，把“情”抬到本体的地位。他主张冲破礼教的束缚，追求爱情与幸福。他的婚恋观与妇女观，突破了当时的主流社会伦理。他主张“人皆有私”，提出了“正谊即为谋利”的义利观，又尊崇个性，反对奴性，追求平等自由。他的思想影响了明中叶直至近现代的诸多思想家、文学家与艺术家。

嘉万年间湖北还有一位大经学家，应城人陈士元（1516--1596），字心叔。进士及第后，官滦州知州，颇有佳绩，因才见忌，辞官不仕，闭门著书四十余年。在易学研究方面，陈士元主张由“象数而通辞、由辞而通道”的研易理路，对《易》中之象进行了细致分梳和归类，肯扬《易》的卜筮功用，注重发明《易》中“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和“中道”思想，其解《易》具有“比类明义，象理互通”、“以经注经，以史证经”的特点。他对五经在流布过程中所产生的异文进行了蒐集和考订，对《论语》一书中的名物制度作了详细考释，对《孟子》一书所关涉的史实和所援引的诸经之文作了稽查和核准，研讨了《孟子》一书中具有争议的文辞，并征引诸种传世文献对《孟子》的逸文作了搜集和整理。陈士元的思想，早期深受湛甘泉之学的影响；但中年被罢官之后，其思想的重心逐渐由儒家之学而转向释道两家；至晚年，则较为明确地流露出会通三教的思想倾向。

此期间还有黄梅人瞿九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著《孔庙礼乐考》、《乐经以俟录》等，对孔庙礼乐的历史沿革、孔庙的建筑规制、乐舞的程式、配祀儒者的名单等进行了详尽的考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得之见，是关于孔庙祭祀礼乐的详备史书。

晚明的大经学家郝敬（1558-1639），京山人。郝敬仕途坎坷，在浙江做过知县，在礼、户部做过给事中。47岁挂冠而去，筑园著书，不通宾客。他解经既不停留在对于经书自身的字句训诂考证上，也不是一味地发挥义理，而是基于对他所处时代思想界空谈道理、性命的深切忧虑，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与晚明时期其他学者相比，郝敬已开始积极主动地从经典中重新寻找宋明理学中所讨论的问题，如理气、心性、知行等问题的理解，并要求回到以重实践、重实事的原始的孔孟思想精神中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的这种思想，可谓是虚即实、上即下、体即用的一元论思想。这种思想在理气论中体现为理气无二、理在气中、理不遗事；在心性论中呈现为言心性不离才、情、形、色、习、端，不离人事日用；在知行论中表现为言知不离行，不离百姓日用。基于此，与其说郝敬是一位经学家，勿宁说是一位思想家，在事实上成为其后清初学术思想中的先导式人物。

（四）清代

清初学者胡承诺（1607-1681年），号石庄，竟陵（今天门）人，崇祯举人，入清隐居不仕，著作多种未能传世，现存《繹志》一书。胡氏提倡实学，要旨为“崇实”、“复礼”，与郝敬思想相呼应。他的“复性”之学，反对“蹈虚”、“捉空”，主强即事即物之“穷理”，主张回到周公、孔子。他肯定“切己”之学，强调“正”与“定见”。其“求道以实”之“实”，是身实、四端实、理实、动静实、五物实、万物实、万事实；道即吾身之全体，道又常存天地之间；故“求道者不可不从实”。他主张君子要下存理去欲之实功。他所谓“实学”，一是“事所当为”的价值理性与修身工夫之学，二是经世致用之学。

熊伯龙（1617--1669），汉阳人，曾做过顺天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乃清初政学界大人物。他精通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又能译佛经。他的代表作是《无何集》。在此书中，他批判了“天人感应论”，批判仙升、轮回等释、道思想，也批判鬼神与方伎中的世俗迷信，主张“舍虚取实”。他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重实证、专科学的思潮。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孝感人，康熙年间的理学名臣，曾任刑部、礼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研程朱之学，尊朱子，辟阳明，对康熙帝提倡朱子学有重大影响。熊赐履强调道统正学，辟异端曲说，著作有《学统》、《闲道录》、《经义斋集》等。《学统》把历代学术史之人物，分为五层次：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崇孔、孟、程、朱，抑陆、王、释、道，在他的立场上辨正邪是非。他也批评训诂家危害圣道。他主张以“善”为本体，以“敬”为工夫，主敬明善，居敬穷理，下学上达。熊赐履对于满族政权走向稳定，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在清代复兴理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有万斛泉（1808--1904）、黄嗣东（1846--1910）二人。万氏乃武昌府兴国人（兴国在武昌东南，领大冶、通山），大儒，性理学家，一生鄙弃科举，授徒为生。龙启瑞督湖北学政，专门建汉阳崇正书院，聘万斛泉主讲，以后主黄州河东书院、武昌勺庭书院等。尊程朱，践履笃实，一生在书院讲学，以理学造士，名声很大，名学生甚多（如吴县吴大澂等），朝鲜名儒徐相默曾率徒专程拜访。黄嗣东，汉阳人，曾在陕西为官，设书院授徒。他编了一部大型的《道学渊源录》，凡一百卷，传主达千名。

晚近还有王葆心（1868--1944），罗田人，两湖书院修业，学冠诸生，蜚声江汉。相继被钟祥博通、潜江传经、罗田义川、汉阳晴川等书院聘为院长，后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通志馆馆长。在经学方面，他从小学考订入手，不着重繁琐的章句，而以贯通群经大义的主旨为主。著有《经学变迁史》一书，书中对历代经学源流条分缕析，极为渊惬。在史学、诗学、文学、方志学方面，著书多种。

张之洞曾任湖北学政、湖广总督，兴办新学，其学术思想在新旧之间。关于张之洞，论者夥矣，兹不赘。

综观北宋初至清代末的湖北儒学，深知湖北学人与来湖北的学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对话性与务实性。宋代湖北是理学交汇之地，以二程洛学、湖湘学、朱子学的碰撞为主，第一流学者纷纷来此会讲论学，砥砺品行。元代以赵复一人使理学始复兴于北中国。明代湖北儒学更为复杂，王阳明及其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陈白沙与湛甘泉学俱兴，会通三教成为趋势。其间，早期启蒙思潮成为一大亮点。明后期与有清一代，学者们重视程朱，重视经学诠释，主张重新“回到孔孟”，强调践行，注重心性实学与修养功夫，是其时代与地域特性使然。由宋至清，湖北学者重视讲学与事功，其总的趋向是由虚而返实。

湖北儒学史与周边地区及全国的儒学史相互联系，与佛、道、耶、回诸家诸教彼此激荡，相互影响，是整体学术思想史的一个部分。在一定时间限断内，湖北的儒学并不比别的地区更精彩，例如明清时期的一些时段与江西、安徽、江浙、湖南相比，相形见绌。但湖北的儒学也有自己的特点。考察这些特点，还需要做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还要与社会经济、教育、书院史等相联系。这都不是在一篇文章中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只处在摸清家底的阶段。当然，我们也不要轻视湖北儒学史上的人物，例如郝敬、胡石庄，就为我们的东邻----日本的一些大学者所推崇。当然我们不需要“挟洋自重”，但我想说的是，应当下功夫把本地区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人物、共同体、思潮、事件的基础的原始的资料、年表及资料长编整理出来，这是基本功。在这些资料中，尤其要重视思想家著作的刋刻与流传的情况，思想家当世及后世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来源：“珞珈书生郭齐勇”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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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及注释：

[i]本节参考郭齐勇：《诸子百家大半出于楚》，武汉大学校刋编：《大学生作品选》，1981年第2期。

[ii]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荊州学派》，《唐长孺文集》之《山居存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月，第157—170页。

[iii]本节参考书：萧萐父、许苏民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张学智著：《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上卷史革新著，中卷李帆著，下卷张昭军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郭齐勇主编：《宋明时期湖北的儒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本书的作者有：郭齐勇、文碧方、陈乔见、唐琳、孙劲松、张杰（欧阳祯人）、孙奕、刘体胜、梁林军、董玲、张鹏伟（按书中内容的次序排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