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平台“可供性”与“可见性”的双重赋能，使得女性议题的数字表达和情感动员被显著“看见”；环绕于此，形塑了大批的“情感公众”以及在性别意识上的“情感结构”。由于性别区隔意识弥散存在，数字公共领域成为性别利益对话、协商以及性别资源冲突、抗争的话语场域，继而衍生出数字空间女性议题“泛舆论化”的媒介症候，这是“个体－群体－性别”多重“情感结构”叠加幻化后的性别文化症候。性别对峙、互怼的情感与情绪容易产生社会撕裂，进而妨害到家国共同体以及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正视性别政治的现状并重提数字交往行为理性，是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协调、善治性别问题的重要路径。

情感结构；可供性；可见性；女性议题；泛舆论化

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推动社会思潮不断演进，“自主”“独立”与“解放”等观念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价值议题，也激活了当代女性的身份主体性。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高调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成为新女性主义最响亮的口号。这一理念主张将个人身份、生活和行为等相关议题纳入政治议程，认为政治行为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变动的、琐碎的。私人世界与公共政治相关联，由此也泛化到其他边缘群体的身份政治诉求上。公众逐渐意识到维护与完善女性权益对于国家社会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女性议题因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2018年，风靡全球的“Metoo”运动引入中国后，在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上掀起了一系列“反性骚扰”“尊重女性个体”的权益运动。同时，伴随着“她经济”现象的萌发，女性题材的媒介作品正在逐步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诸多反映女性现实问题的影视作品喷涌而出，继而引发网络讨论风潮。在性别权益运动、平台算法和媒介文化幻象的交织裹挟下，数字空间的女性议题沉积、发酵并出圈破圈，呈现出“议题热度高、舆论燃点低”的“泛舆论化”景象，极易引发两性情绪的激烈争辩、对峙，甚或抹消网络公域的交往理性，妨害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情感结构”是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中的专门术语，建立在有机主义观念基础上。简言之，每一代人、不同族群都有其情感结构，情感结构表现出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常规与非常规经验，并潜移默化地形成系统的观念信仰以及意义传达模式，它们是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从情感到情绪，性别议题的涌现何以呈现出“泛舆论化”的媒介竞争态势？其背后有无深层的“技术－文化”结构驱动？若有，它在其中发挥了何种情感效能？这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可供性”：数字空间女性议题泛舆论化的媒介症因

诚如詹姆斯·吉布森所言：“行动取决于环境提供的可能性”，“可供性”概念主要应用于探讨媒介技术为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新媒体“可供性”犹如海德格尔所言的“技术座架”，数字空间正是建基于此。作为一种偏技术的物质基础设施，“可供性”的资源配置赋予了个体以行动机遇，揭示出行动者与技术媒介之间的交互路径与生态配位，也形塑着公众对女性议题的文化思考框架与社会心理共识。

(一)生产可供性与数字女性议题的互文同构

新媒体的生产可供性构筑了一套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和可关联的话语生产模式与数字实践系统，赋能女性议题中的新闻当事人抒发个体境遇、表达性别情感的潜能。那些被传统性别规范所遮蔽的女性当事人，凭借数字媒体的生产可供性，有望争取到话语突破和行动抗争的“弱者的武器”，她们以亲历视角生产、编辑、加工、合成图文与影像，陈述事件，呈现细节，构建起自主言说的表达机制和事实逻辑。身为“第二性”的女性叙事从过去的“他述”到现在的“自述”，以“无名者的出场”为同性带来“girls help girls”的情感认同与会话声援，而男性却被这个口号驱离。

在传统媒体时代，女性议题取决于建制内的媒介组织、记者、编辑的特定新闻框架取向，女性的媒介形象通常以“非自主性”的被动设定来完成。而在Web2.0交互技术时代，女性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头部社交平台自由发声，这种生产可供性情境脉络下的主体性勃发，大大提升了抵抗现实性别困境的自我效能感，“非自主性”困境被解蔽，进而助推了女性议题的网络涌现。2018年1月1日，北航女博士罗茜茜在微博发布实名举报文章，公开指控其博士生导师陈小武在12年前对自己的性骚扰，掀起了中国女性权益运动的高潮，引发大量女性的关注与共情，她们复制、转发、评论，进一步支持和扩散了女性维权的音量。舆论声浪最终引发主流媒体发声，《人民日报》评论到：“北航性骚扰门：勇敢是你最好看的姿态”，“铲除性骚扰存在的土壤需要我们支持和帮助勇于发声的人”，这就为反性骚扰事件给予了官方话语支持与事件定调。发声者的生产主体性与数字社群的社交主体性相互联结、不断接力，形成了上下语境之间话语的互文关系。在内部性技术赋能个体与外部性组织赋能集体的协同进化模式下，生产可供性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自主发声、能动叙事的权益诉求行动中来。2018年性骚扰事件曝光率明显增加，2018年7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在网上发文爆料曾遭受某知名公益人士的性侵，微博网友“猪西西爱吃鱼”以及80后女作家蒋方舟也在微信朋友圈自曝，实名举报某知名媒体人性骚扰自己，再次助燃了国内“Metoo”运动的高潮。

（二）社交可供性与女性数字社群的集体叙事

围绕可供性的功能设计，数字媒体平台的交流实践衍生出一系列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的人际交往行动，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模式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阈限。借助数字空间的传播，经验得以叙述、分享、修正和保存。社交平台上女性议题的持续井喷，激活了女性数字社群的集体记忆与情感流通，如波伏娃所言：“女人在自身的共同命运中，通过一种内在的共谋联结在一起。”“传情”是社交可供性的情感属性，为拥有相似经历的女性提供精神汇聚空间，数字话语具备丰富的“能指”与“所指”意涵，使得女性议题的“集体叙事”与“自为书写”特别醒目。兰瑟指出，在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通过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体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集体叙事”借助社交平台的话题标签功能，搭建起群体聚合的“社交锚点”，并连接各个用户节点，勾勒出女性生存境遇的媒介叙事集体景观，并赋能线下女性权益的集体行动。

新媒体的社交可供性构筑多元发声渠道，使得性别话语表达相遇相连、沟通无阻。女性的群聚性发声直接冲击主流社会的“性别无意识”困局，重新编程、改写、格式化当下的性别权力结构与制度文化。2020年在国内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期，与男性一同冲锋在前的女性医护者并未受到主流媒体报道的足够重视，其生理需求也未纳入到防疫必备物资的考虑之内。于是，有女性网友转发微博话题“看见女性劳动者”，呼吁社会关注女性医务工作者，向其表达敬意与祝福，并分享有关抗疫一线女性的报道。这种共情化的社交可供性，赋能数字空间液态化的“姐妹情谊”，强调了女性之间的横向连接关系，它具有两个要义：一是情感联结；二是集体性与团结协作。作为情感性话语的性别意识形态召唤，女性行动主义通过持续的叙事，挑战主流社会性别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有缺陷的假设和立场，对传统性别观念去自然化，迫使个人、集体和机构重构全新的语言范式来解释社会环境并对此做出反应。

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认为，数字技术存在具体的能动性，它通过“转译”（translation）的方式形塑社会行动。数字平台构筑女性情感的联结空间，在“能动转译”与“情感赋能”之下形成意识形态层面集体性运动团结协作的公共性，进而将诠释社群转化为连接“虚拟－现实”的行动共同体。继“看见女性劳动者”之后，女性博主＠梁钰Stacey及女性公益组织在微博上发起话题“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获得广大女性网友的积极参与和转发。这种心理依赖与情感关联，编织出一张坚不可摧的情动之网，推动性别议题的公共叙事，实现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最终公益组织为抗疫一线女性医护工作者筹集到大批的生理必备物资，有力地支持了前线抗疫的女性劳动者。

（三）移动可供性与女性话语资源的调度挪用

新媒体的移动可供性包含可携带性、可获取性、可定位性以及多媒介性等技术指标，搭建跨媒介、跨场景、跨时空的融合语境，构筑出永远在线、永远连接的数字传播格局。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家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首次提出了“性别政治”概念，认为“女性角色”受“男性角色”宰制，在支配与从属这一不平等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角色之外的行为，即反抗传统父权制桎梏的性别抗争行为。数字媒体的移动可供性对性别话语资源进行调度，关乎性别议题的“事件共同体”聚合了各地女性的注意力，时空、媒介与平台之“跨”，联结了女性虚拟社群的情感认同，强化了性别防御能力，以抵制传统媒体语境下女性“不被言说、不被看见”的格局。

正如话语是权力的各种表现形式，在线上，女性积极调度、挪用性别话语资源，以此反制传统性别话语的规训，重新定义性别主导权。2022年唐山打人事件的录像视频一经微博曝光，在网络上即刻掀起巨大的舆论声浪。舆论场的“女孩子不要衣着暴露”“女孩子晚上不要出门”等反讽式的性别话语，强化了女性对于“完美受害者”的对抗情绪。在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情境中，地方性、情感性与社会性的互构关系愈发显著。这些性别暴力事件以及舆论场对女性的污名化表述，极易点燃女性群体的愤怒、悲伤、厌恶、恐惧等负面情绪，她们发出诸如“停止对女性的训诫！”“不用‘保护’女性，不要伤害女性即可”的反规训话语。其个性化、碎片化、激进化的性别话语传递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在性别身份认知不协调的情势下，部分男性日益感知到父权性别制度的式微，正如桑多·罗扎克所言：“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力量”。有少数男性产生父权身份的危机感与颠覆感，进而迸发出针锋相对的性别观点：“当男性是受害者时，根本没有受害者；当女性是受害者时，全体女性都是受害者”。在这种胶着的性别对抗情势下，分裂话语的茧房效应夹杂着激进性别情绪的区隔意识，最终幻化为“性别对立”与“情绪骂战”的舆论失焦和话语失范乱象。

二、“可见性”：数字空间女性议题泛舆论化的媒介镜像

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重新定义了“可见性”的概念，他认为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他人的注意力，当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即产生了可见性。在数字媒介生态系统中，作为关系的技术可供性一般由可见性来体现，即传播技术都围绕着可见性功能来设计，技术可供性也由可见性来发挥作用。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通过自我展演和符号互动而获得媒介形象的“可见”，即通过被“看见”重返公共领域。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可见性等同于公共性。公共舆论由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体三要素构成，在性别议题事件中，三者试图建构一种相互呼应的反映现实性别秩序的媒介镜像，社会性别意见气候也得以在数字舞台上氤氲展开。

（一）舆论主体：“媒介示情”的能动言说

技术赋权是指“通过使用或利用新媒体挖掘或激发弱势群体的潜能，从而使其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技术装置，赋权了一个能动性内容生产和自主性社会交往的弹性空间，也赋予作为数字舆论主体的社会公众更多的隐形权力和社会地位，同时还增强了弱势群体的数字自我效能感，赋能她们成为数字空间自由编码与解码的透明言说者，支持了草根群体的媒介“自救”。“媒介示情”即是媒介的可致意、可传情，那么，何种“情”？又如何“示”？“小作文”、聊天截屏、照片和短视频是性别议题曝光的主要符号，更加贴合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与情感需求，能在瞬间引爆公众情绪。在社交平台上，各种强、弱关系的嵌套连接促进了话题的影响力与凝聚力，激发底层民众的自由报道与强势声援。格兰诺维特认为，当通过弱关系联系时，无论扩散的内容是什么，它均能抵达更大数量的人群，并穿越更长的社会距离。

2022年初，“铁链女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源于一位抖音草根博主的视频直播，一个被铁链拴住的可怜女子，其“破损”“呆滞”“残缺”和“无法言说”的身体符号赫然显现，让人无法忽视其所遭受的人间悲惨与苦难。大量无名氏围绕“铁链女事件”共同发声、寻找真相，其舆论声势穿透地方保护主义的迷雾，使得底层弱势女性的性别权力诉求被更大范围地“看见”。对于苦痛感的共情，促使公众以“网络行动主义”来进行利他的共意动员，网民们在各大社交平台创建和转发“铁链女”话题标签，在官方媒体账号下留言刷屏。舆论的成型意味着公众对特定议题的感知下载达到一定限量。在公众的不断质疑与能动言说下，话题标签“被铁链子拴着的八个孩子的妈妈”获得16.2万的高讨论度与1.1亿的高阅读量，巨大的舆论声浪与社会影响倒逼主流媒体与政府部门介入调查。

（二）舆论客体：“公私领域”的边界挪移

舆论客体一般指涉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关的公共性事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数字空间的跨媒介叙事在信息流通方面具备极大的延展力与渗透力，陶东风认为“个体的私人事件可以经由大众传媒而转化为公共事件”。数字空间成为舆论主体与舆论客体交织叠化的“可见性”空间，“公”与“私”的边界不断交错、互嵌、模糊和重叠，许多私人事件一旦上网，就具备了扩展成为公共事件的可能性，数字空间舆论客体的边界不断从“私人性”向“公共性”挪移。移动技术的普及化和社交平台的空前繁荣，消解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主导权力，用户个体“自定义”设置个人议题，体现了话语框架的自由意志。汤普森强调传播媒介本身是一种“象征权力”，个人是使用中介信息与形象打造自我、积极主动参与公共领域的公民，传播媒介则是赋能个人的象征来源。哈贝马斯指出，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网络的公共性体现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注和理性讨论的公共精神，社交平台的主题标签与热搜话题为整合私人情感与公共情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供了连通性。它将同一话题下的不同意见汇聚起来，使得发声个体、言说群体与公共议题相连接，由点到面引发公共关注。数字媒介为用户个体提供自我披露的空间，进而形成舆论氛围，推动私人议题向公共性转化的泛舆论化进程。譬如2019年11月25日晚，美妆博主宇芽在微博上连发两条推文，附以聊天记录与监控录像，倾诉自己被家暴的事实。宇芽在微博中创建词条“面对家暴不再沉默”艰难发声：“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跟大家说出这个事实，我不想再沉默，我不希望有女孩子再跟我一样。”MCN公司官方微博账号“papitube”和“papi酱”共同转发了宇芽的发声博文，宇芽的粉丝群体也留言支持，推动微博词条“宇芽被家暴”在当晚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天上午话题的阅读量竟达到了17亿。公众对私人议题的共情和对司法公正的渴望，激活了朴素的公序良俗和社会正义感，这些有关性别权益的私人议题迅速转化为舆论客体，推进了私人性议题和公共性议题之间的属性挪移，公共性强度不断攀升，最终引发司法部门的觉察与行动。重庆警方和妇联组织在微博上表示立即与受害人取得联系，警方启动核查程序，妇联协同相关部门，切实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舆论本体：“情感间性”的复杂多元

传播学者陈力丹认为，舆论本体是指公众直接公开表达的意见以及各种情绪的流露。新技术必然带来新的表达形态与情感关系，由“可见”至“可及”，“数字情感”在群体之间相互感染，进而产生情感态度的涟漪效应。在女性公共议题聚集的舆论场中，由姐妹情谊汇聚而成的舆论本体，有可能表现为托夫勒所言的“思想观念的碎片化”。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碎片化情绪被不断放大，掩盖了理性声音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了群体极化，导致次生舆情裂变，并有可能演化为舆论本体众声喧哗的泛舆论化景观。

2021年我国正式颁布实行“离婚冷静期”政策，引发舆论热议，其中不乏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的协商解读。舆论本体的性别症候折射出女性对个体权益保护的无力感与恐惧感，也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性别排斥感。当下女性主义第四波浪潮在数字公共领域弥散，连同平台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共筑了女性群体的“协同过滤气泡”，引发“同温层”效应。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怨恨”弥漫于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之中；“怨恨”的本质既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为承认而斗争”，也是阿克塞尔·霍耐特社会学意义上的与承认形式相对应的三种蔑视：强暴、剥夺权利、侮辱。在制度叠加的性别焦虑下，女性极易被愤怒情绪所裹挟，带着强烈性别排他情绪的言论被再度激化，信息茧房和圈层次壁压制着社群内部理性观点的流动。一些女性开始将男性视为抨击的靶子，发出“远离男人”“不婚不育保平安”的极化言论。对立的性别区隔意识不断垒高，最终激化两性之间的舆论对峙。为了消解性别认知不协调的矛盾，男性也开始滥用“田园女拳”“国女”等污名化标签，将女性权益运动污蔑为“打拳”运动。不断累积的怨恨情绪快速扩展和蔓延，随着对抗冲突不断升温，数字公共领域衍化成为性别话语竞争的博弈场所，男女性别群体开始争夺意义定义权，宣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的情绪。作为性别权益话语博弈的结果，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它的社会内容，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舆论斗争的焦点，并最终搅动性别舆论气候。

众所周知，“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类的基础情感，但在每一种情感内部均有诸多分层，同一大类情感中都存在程度差异与复合多元的情形，比如“悲欣交加” “笑着流泪”。当一件性别议题新闻被曝光后，无论男女，总体而言会对该事件的对错做出基本价值判断，一般而言，网民的情感走向大致趋同：同情弱小、共情命运、人文至上。但也有诸多因素影响到舆论本体，如，玄子和朱军的性骚扰纷争事件、王力宏和李靓蕾的夫妻互撕事件等等，由于女性“小作文”自曝背后的后真相因素、男方的危机公关因素、名流文化的社会校标因素、意见领袖二级传播蹭热点的失范因素、事件本身的道德与法律边界因素，以及网民在信息不对等之下的急切站队，以偏概全，打击面过大等因素，舆论本体变得极为复杂。情感的本源性、层级性使得性别议题的舆情偏向具有了不确定性，女性议题事件的出场方式（俗称“瓜”）、围观方式（“吃瓜”群众）、解决方式（定调或定性）形成了关于“谜题” “猜谜” “解谜” “破谜”或者最终“成谜”的舆情景观，各主体间的“情感间性”也极为复杂多元。

三、“情感结构”的叠化：数字空间女性议题泛舆论化的媒介省思

按照威廉斯的提法，“结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情感结构”是描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理空间下人们对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今日社会被情感社会学家描述为是正性情感变弱的后情感社会，当社会变化被感知且与认知表达之间产生某种紧张感时，“情感结构”由此而生。当下新媒体技术引发社会环境更迭，数字空间正在成为梵·迪克所谓的“人类社会的神经系统”，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交织嵌合，放大了公众的“个体性”与“主体性”，数字空间呈现出液态化的“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信息流动格局。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将数量庞大的用户黏连在一起，相互争夺话语权和意义生成系统。其中，是“情感”将人们连接（或者分离）成为具有共同关切的“情感公众”。对于网络性别议题而言，情感公众的数字叙事及其情感情绪互动，尤其凸显了90后、00后的“情感结构”，这和年轻代际反应灵敏、善于用梗、话语泼辣的风格有关。在技术“可供性”与社会“可见性”的双重赋能下，叙事文本在数字空间融合、流通、转化与增殖，进而呈现出多重“情感结构”叠加幻化后的媒介文化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议题泛舆论化的媒介症候，是数字空间性别“情感结构”叠加幻化的文化暗影，故而可从“技术－社会－文化”的多元互动路径来展开思辨与考证。

（一）“情感结构”叠化的“可供性”技术动因

在大众传播时代，形塑社会共识的媒介使命由主流的传统媒体来统领，以信息中心化的集聚形态为核心。而新媒体的“可供性”使得受众突破了被遮蔽的主体性困境，赋予个体情感抒发、心灵连接、意识扩散、认知升维的社会行动潜能，支持情感意义大规模、大范围地产生、流转和扩散。数字平台成为斯蒂格勒意义上新的“第三持存”，所形成的情感代理和有机团结，催生出情感编码与性别意识的社会再生产。数字媒体的物质性与可供性设计革新了信息交互模式，数字空间的性别“情感结构”在社会变革与个人叙事的多重张力中生成。女性议题的数字文本中蕴含着个体的内在情感基模，内容生产释放出个体的情感势能，以数字为纽带，个体的“情感结构”在情感传导中相交、叠加、流动，最终汇聚形成性别之间的集体叙事与记忆结构。在共鸣圈层的情感聚合下，个体“情感结构”叠化成群体的“情感结构”，激活了女性议题的情感破圈效应，愈来愈多的女性公益组织关注、推动女性议题的舆论化进程，有助于事件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解决。

随着深度媒介化进程的加剧，公众的信息组织方式被不断网络化与扁平化。同类型的“坏消息”不断重复所带来的心理距离，正在不断击穿性别群体之间的信任感和良善感。正如韩炳哲所表述的“倦怠社会”，当今网络社会正如一个“瓜田李下”的可供性装置，女性议题的话语事件频发，瓜民坐在“瓜田之中”，频繁的“吃瓜”让他们情感麻木、审美疲劳，不断刷新认知底线。在一个差异性的社会中，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性别文化、婚恋观点在数字公共领域中，被不断地讨论、激辩，心理上的同化和区隔都在同步发生：同类的“情感结构”相互叠加，相异的“情感结构”彼此排斥，既在年轻代际的性别认知中竖起情感壁垒，也在不断寻找“差异性认同”。一些男性持有传统陈旧的性别观念，污蔑、打压先进性别文化意识，其过激言论旨在解构女性集体“情感结构”的话语群簇。而为了捍卫性别尊严，实现性别身份的自我救赎，女性的数字抵抗意在释放情感压力，解构“性别羞耻”的弱势心理。多元性别立场相互激荡，在不同圈层之间“情感结构”的叠加幻化之后，最终形塑社会成员对女性议题的舆论意见气候和性别“情感结构”，这种社会流瀑效应对传统的性别规范秩序造成凌厉的冲击，继而激发一系列的情感涟漪效应，也持续放大了沉默的螺旋效应。故此，拥有多重“可供性”的数字交流平台，成为“情感结构”叠加幻化的时空基模与技术动因。从个人叙事的个体“情感结构”叠化成圈层叙事的群体“情感结构”，进而叠化到社会叙事的性别“情感结构”，数字空间循环往复，不断弥合与撕裂着性别话语表达的经验鸿沟（如图1）。

（二）“情感结构”叠化的“可见性”社会机制

新媒体的“可供”与“可见”带来“情感结构”的叠化，数字公共领域蕴含着信息交汇的意义图景与“情感结构”叠加幻化的互动路径，它既能映射出独立女性的性别意识、姐妹情谊的情感联结、两性平等的美好愿景，也折射出父权文化、厌女情结的社会顽疾等张力冲突。从女性数字社群内部来看，“可见性”社会机制具有放大个体“情感结构”的能量，召唤更多姐妹情谊的互助观念，鼓励女性打破隐形的歧视枷锁，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即使在独立女性内部，思想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存在着观念的协商与冲突。2023年2月三位北大硕士毕业生“全嘻嘻”等人在B站对谈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引发网络大讨论，这一话语事件映照出当今女性的现实困境。上野千鹤子认为，“不存在没有性别歧视的女性，女性主义者是认识到了自我的性别歧视并与其斗争的人。女性主义思想不只是改变社会的工具，更是女性对自我思想的解放。”越来越多的女性以“生成性”与“展演性”的自定义方式，形塑了数字空间参差不齐的性别共同体观念，在无形中也部分消解了性别之间的理解与共情。

数字“可见性”机制蕴含着话题、情绪与情感的相互可见。当今社会，女性被视为男性附属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作为支持女性权益的新风尚，姐妹情谊的性别叙事扩散出圈，直接挑战了旧有的父权性别秩序。此外，互联网空间的脱域化机制使得性别分层的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对性别“情感结构”的心理感知，在后现代语境下产生“时空折叠”的媒介镜像。现代化“后发”社会的人群同时面对着历史悠久的原生系统记忆和新生的外来系统记忆，催生了社会不同群体内的观念分化。姐妹情谊与男权至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触发冲突性的性别图景，在同一个女性议题上，互相背书或相互指责，理性辩论或讥讽对峙，两性混战中难免产生媒介失范乱象。更何况互联网底层逻辑一般都是由男性设计者来把关，信息技术的本质是参与技术设计的男性交谈的主观意见被加以形式化和法典化的人工制品，其本质就是男性主义的、排斥女性的。数字技术与厌女文化的相互遇合、内嵌控制和规约两性情感的技术理性，放大和加剧了两性之间的性别嫌恶，对立的性别区隔意识和隐蔽的技术操纵机制所引发的性别紧张感和相对剥夺感，最终幻化为泛舆论化的媒介景观。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杜威所说，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社会也存在于传播之中。女性意识的“情感结构”存在于“可见性”与“可供性”的数字赋能之下，个体、群体、性别文化—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之间，形成一个同心圆的层层叠加的拓展结构（见图2），可演化为性别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多模态脱域拟合，在社会同构与文化内嵌图景中推动女性议题的全面公共化进程。“可供性”与“可见性”的创新扩散机制，不只催生了线上的交往行动与话语理性，也引起顶层性别规范／制度设计者的重视。2022年女性议题成为人大政协代表与委员们关注的核心话题，他们纷纷推出“打击拐卖妇女、反家暴、反性侵、维护婚姻和生育权利”等与女性权益息息相关的提案议案，促使女性议题进入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轨道之中，这是由线上的数字人文推动的线下政治关怀。

四、结语

在世界范围内，两性关系是一种结构性制度的权力关系，女性状态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就业与收入、健康、家庭权利与地位、人身安全等层面，一百年来的相关讨论从政治运动转移到社会文化批评层面。可以说，相较于其他国家，新中国是一个明确主张男女平等的国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最尊敬“母性”的文化之一，但在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顽固刻板的重男轻女思想，并以惯性方式滑行。这是一场思想观念领域内的“漫长的革命”。当平静理性的两性情感演化为动辄挖苦怒怼的负面情绪，性别议题的“媒介示情”进一步影响到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加大了国家人口生产的焦虑，使原本低迷的生育率一再下挫，妨害到家国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国家、媒体、社会的多方协调、共同善治。传媒是社会文化的镜像，在性别建构上起着关键作用，围绕着女性议题的情感阐发，有着明显的“媒介仪式”的特征。英国学者库尔德里认为媒介的社会建构功能体现了“媒介化中心的迷思”，“媒介仪式是围绕关键的与媒介相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形式化的行为。其表演表达了更广义的，与媒介有关的价值，或暗示着与这种价值的联系。”库尔德里对于媒介仪式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对笔者深有启发：在“媒介里”和在“媒介外”的类别差异，影响着人们对于事件重要程度的潜意识判断，那些被曝光在线上的女性议题事件、那些当事人身份更为显著的女性，当她们遇到性别难题时，如果能得到更多社会网络的关注与支持，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大量在线下不为人知的、各类资本更少的当事人，以及信息发在网上却被忽略和忽视的群体，她们想要解决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因为这些问题已然溢出了媒介与传播的边界。但是，如果数字空间的传播能够尽可能处理好“被看见”的事件，也会对线下的问题解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要重建两性之间平等的交往理性原则，新媒体的媒介化治理在这一问题上有极为显著的导向作用；若引导不好，将影响到女性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和社会心态的变化，进而引发怨怼和冲突，极大地撕裂社会共识，于家于国，这都是不能忽视的文化政治问题。

综上所述，新媒体“可供性”的传播技术逻辑革新了数字空间“可见性”的舆论生成气候，数字公共领域作为流动的展演平台，有“心灵的整饰”的价值功用，赋能女性“被看见”的主体性权利；新媒体的社交可供性则进一步突破经验世界，使女性愿意在场、能被看见，她们的数字媒介实践和社会行动力量不被辜负，这种可供性就具备了获得情感共鸣的注意力；在技术“可供性”和社会“可见性”的双重赋能下，女性的符号资本大大增加，甚而能够成为数字公共领域“可见性”的设计者、组织者与传播者。当然，尽管有了技术保障和文化培育，但各种认知偏误也会以多种形态继续存在，女性议题的舆论场域依然众声喧哗，“泛舆论化”一方面能推动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会把当事者的女性变成“被看”的“他者”，她们勇敢揭开自身的伤口与悲苦，但不过是某些网民眼中的又一个“瓜”而已，这是现实世界的媒介镜像，也是数字空间性别“情感结构”叠加幻化后的弧光反射与情感映照。基于此，对数字空间女性议题“泛舆论化”媒介症候的善治，需要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数字媒介素养和先进性别意识，在数字交往理性中寻求共识与共情，建构“传播共同体”，缓解不同数字社群的性别对立情绪，抚平数字空间性别结构失衡与性别话语失焦的媒介症候与时代皱褶。对于女性而言，伴随着“为生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survival）而来的人类竞争的新形式，同时也是解释人类存在之共同体或休戚相关（solidarity）特性的新模式。霍耐特曾经提出承认关系在主体间的三种不同形式即“爱、法律、团结”，对于性别传播亦有借鉴价值。惟有通过理性的公共对话建立一种不掠取的共生关系，处于不同性别立场之间的人们才能找到公共的精神家园，才能强化人性之美与价值之善。因此，承认差异、寻找共识、管理情感、克制情绪，是现代两性关系必须克服的时代难题。与此同时，有必要赋权媒介化女性议题三个特征：为女性的（for women），关于女性的（about women），被女性创造的（by women），如此才能让性别传播在网络空间里实现更大程度的数字公正。

（本文原刊于2024年第4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